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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娱乐平台登录|随遇而安:汪曾祺在北京的几
时间: 2023-06-05 08:43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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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汪曾祺

我父亲汪曾祺1948年来到北京,从此他的大半生跟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结下不解之缘,他的名篇《受戒》《大淖记事》,包括那些动人的散文,他改编的《沙家浜》等经典戏剧都是在北京诞生的。在北京也搬了好几次家。他在北京都住过哪些地方,他住的每个地方和他创作作品有什么联系、有什么故事,这方面因为老头儿自己没有做笔记、写日记的习惯,我们过去也没把它当回事,也没有做过什么认真的记录,所以只能凭印象讲。

首先谈一谈我们家老头儿在北京住过的地方。在我的记忆里,他住过七个地方。一个是东单三条29号,当时是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大概从我生下来到1956年,或者再晚一点。第二个是河泊厂13号,他从北京市文联调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后搬去的,这是民间文艺研究会的一个宿舍。之后在北京新文化街附近的文昌胡同8号。还有就是地铁宣武门站旁边,当时有一个四合院,叫国会街5号,那也是新华社的宿舍。从那又搬到甘家口,这就搬得稍微远了一点,原来都在宣武门一带,搬到甘家口,具体门牌号是阜成路南一楼5门9号,那个地方住的时间最长,从1965年底、1966年初,一直住到1983年夏天。然后搬到蒲黄榆9号楼12层1号,有好多作家当年都在那儿见过老头儿。最后一站就是福州馆前街(虎坊桥)4号楼405。风暴注册

这些都是比较确定的地方。他1948年来北京以后也要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我没法确切认定,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比较有把握的,他还住过几个地方,一个是他在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在故宫午门旁边曾经住过很短的一段时间,他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午门》,晚上只有他一个人站在午门前面的庭院中,看满天的星斗,有一句他很得意的话,整个世界都是凉的,只有他这一点是热的。这是他自以为的金句。还有一个地方,我生下来以后,他曾经在北大宿舍住过一段时间。那时候我妈妈在北大教书,过了多少年以后,他们曾经和跟她住在一个宿舍的北大老师重逢,然后谈起往事,还知道我的小名,所以证明我曾经在那个地方住过一段,老头儿也住过。另外他刚到北京的时候,在北大附近借住过他同学的宿舍,很短的时间。

可以考证出来的大概就是这几个地方。比较确切的,而且我有印象的,首先是东单三条29号,东单三条29号和河泊厂13号都不是我记的门牌号码,因为我那时候太小,地方记得住,但是门牌号记不住,都是他自己写的自传材料里提到的,所以应该是比较确切的门牌号。东单三条那个院,一直到东方广场建的那一年才拆除,现在是东方广场的后身。现在的东单三条只有马路靠北边的房子还有,马路靠南边全都改建成东方广场,但是大体的位置我还有印象,靠近王府井工艺美术商店,把口儿那儿。风暴注册

老头儿在东单三条和河泊厂13号的房子,是他所在的单位北京市文联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宿舍,以后住的地方和他没关系了,都是我妈妈单位的宿舍——因为1958年他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张家口劳动锻炼以后,跟原来单位脱离关系,房子交回去了,从此以后就住在新华社的宿舍里。从汪曾祺本身来说,在户口本上他就不是户主了,有房子的叫户主,所以我们家的户主从此以后改成我妈妈的名字。汪曾祺成了无房户,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短处,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确实是一个短处,也算是攥在我妈手里的一个把柄,有时候他犯点小狂的时候,我妈就拿这个“呲得”他。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我妈在新华社是管对外报道的,写些中医中药、养生方面的英文特稿,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之类的文章,主要写医学方面的报道。有一次她突然想写一篇关于老北京人遛鸟的稿件,给国外休闲刊物供稿,可是她又不太懂这方面的事情,就让老头儿给介绍。老头儿说起来头头是道,我妈说行,你就给我写一篇东西吧。老头儿就犯狂了,脖子一梗,“你们这新闻稿有什么可写的?不写。”我妈非常生气,大叫一声:“汪曾祺,你别狂,你现在都住在我们单位的房子,自己房无一间,瓦无一垄,你有什么可狂的。”老头儿于是不说话了,过几天就把这个稿子乖乖交出来了,后来收在全集里了,就是《北京人的遛鸟》。这个过程我是目击者,所以编全集的时候我让我妹妹找新华社把原稿调了出来,这就是这篇稿子的来龙去脉,这也是他没有房子住,最后被迫妥协的结果。风暴注册

当然这种事情不是太多,平常他也不是太在意他的房子怎么样了,只要有一个地方就可以,从来没有对住房不满意。后来到1994、1995年,中国作协曾经想帮助他改善一下住房问题,前提是让他本人写一个报告,说家里住房比较局促,需要经常接待一些外国访客,能不能改善一下,要写这么一个东西。他就很恼火,先是说我不写,我这个房子可以了,我就在这儿凑合。那时候我们家住在蒲黄榆,他就是一间小房子,七八米,书房兼卧室。后来又说,我要写就说你们这群官僚早就该给我解决房子了。这种态度,怎么能要到房子?最后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他就是不愿意写这个报告,觉得很丢份。

东单三条

老头儿住的这些地方和他的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我回忆了一下,早期可能没有太多的关联,特别是东单三条时期,五十年代初期他的创作基本是空白,小说一篇也没有,1951年到1955年左右,小说他一篇没有写过,散文也一篇没有写过,谈艺卷里面有一些文章,但那些都是奉命之作,批判性的文章有一些。相对来说他主要的精力是在编刊物,编《说说唱唱》和《北京文艺》。但是在东单三条住的那一段,有一些工作上的交往,为他后边的写作也提供了一些素材,因为那时候他和老舍、赵树理都在一块工作,以后写的文章中谈过这一段经历。我那时候大概三四岁,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晚上,我都睡了一觉醒了,他回来了,醉得一塌糊涂,好像还吐了不少,给我妈气坏了,也是大喊大叫给他骂了一顿,最后说“汪曾祺你要再这么着,我就跟你离婚”。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说“离婚”这个词,但不知什么意思,所以一直有这个印象。后来到我大概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跟他说起来当年在东单三条你有这么一出,他说那可能是去老舍先生家喝酒喝多了。他在文章中写过,每年老舍先生都会请同事吃几次饭,一次是他生日,一次是重阳还是八月十五,但没说过喝多了的事。风暴注册

我们在东单三条住在一个老的小洋楼,好像有二层,我们在一层最西边的一间房。就这么一间,什么都在里面。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幅很长的中国画的卷轴,记不清是山水还是花鸟了,后来我还跟老头儿提过。他说这是去老舍家吃饭的时候,老舍夫人送的。他又补了一句,说,老舍夫人送完以后,老舍先生悄悄跟他说,她的画就那么回事,回家凑合挂吧。老舍先生很懂画,他不好当着夫人明说这个话。风暴注册

河泊厂

河泊厂时期,我已经进了幼儿园,而且是全托,所以对他们的日常起居以及创作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但我印象特别深的,好像每次周末去幼儿园接我,周六接,周日送,全是我们家老头儿的事,我妈好像没怎么干过这个事。那时候房子大一点,东单三条的时候是一间,河泊厂的时候有两间房。

河泊厂胡同在现在的位置,原来还能找着,前四五年再去,陪一个电视台拍他故居的时候,一点找不着了。那个地方本来很好找的,周边都是特破的平房,它是一个小土坡上的四合院,找到那个土坡就能找到房子,但当时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后来看到有几个老头聊天,我就问这个地方,他们说你别找了,都在马路下边了。北京十多年前开了一条祈年大街,那地方就在祈年大街靠天坛那段的马路下边,全部给拆光了。

那个房子还可以,是民间艺术研究会自己买的四合院,老头儿到那儿也算是升了一点官儿,给他这个房子,相对好一点,北房给了两间,除了正厅以外,靠西边的一间也是我们家的,里边当卧室,外边作为客厅,可以在那吃饭,来客在那会客,有两间房,比东单三条好多了,而且是正房。风暴注册

他那时候心情也比较好,除了接送我去幼儿园,接送肯定是奉命,虽然他是户主,地位还是在我妈之后,他那时候还有时间陪我玩儿。我们住的地方离天坛公园很近,大概走十几分钟就到天坛公园南门,我印象里经常去天坛公园,有时候还晚上去,初秋晚上带我们去草丛里躺一躺,听听蛐蛐儿叫。那时候晚上除了正殿关门以外,其他好像没有人管,可以随便进。我印象挺深的,那段他还挺有闲情逸致的。

公园对面有一个大杂院,里面有一个扎风筝的,他还领我们去看扎风筝,他在文章里写小时候他爹就领他去放风筝,所以放风筝之类的,他自己说挺在行。他还买过一个风筝,在家门口放,架不住那个地方实在太小,第一次放,就把风筝挂在电线上,以后就再没有放过。

当时北京还是很原生态的,我们家住处前面有一个空场子,不大。那时候经常有骆驼从城外拉煤,还有驴队。驴队是运水果的,骆驼是拉煤的。经常有骆驼卸完货就在那卧着。他从幼儿园带我回家之前,没进家门就先去看骆驼,骆驼在那反刍倒嚼。还看驴打滚。驴打滚挺好玩的,半天翻不过去。后来他有一组写老家的小说,很短,《故里杂记》,其中有一篇《榆树》,里面有个侉奶奶,整天给人纳鞋底,唯一乐趣就是每天看小孩牵的驴在他们家空场打滚,一下翻不过去,两下翻不过去,第三下翻过去,驴很舒坦,侉奶奶也松了一口气。我怀疑他是因为看了家门口的驴打滚才写了这一段。因为我看他的文字里驴打滚的感觉和小时候在河泊厂的感觉一个样。风暴注册

在河泊厂的时候,老头儿的文学创作有一个小小的高潮,他开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小说没写,但是写过几篇散文,像《下水道和孩子》《冬天的树》《星期天》,还有散文诗《早春》,其中有几篇就是住在河泊厂的时候,他带我从幼儿园回家路上的感受,或是宿舍周边的环境变化。《下水道和孩子》里那个孩子写的就是我,因为当时铺的下水道管子,是一人多高的那种水泥的大排水管,小孩在下面钻、上面跳,觉得特新鲜,我就在那蹦来蹦去的,最后把下水道修好,一切归于平静,但是孩子也长大了。他就把这个过程写下来,而且这也是歌颂当时社会建设,这篇东西好多人都有印象,包括邓友梅过了好些年劝他接着写东西,说当时写的东西挺好的。《冬天的树》里有一篇叫《公共汽车》,就是写他带着我去幼儿园的过程中的见闻,那时候我小,老喜欢看公共汽车司机开车,觉得挺好玩的,每次都要挤到最前面去看司机怎么开车,怎么换挡,过不去就发脾气。他每次都哄着说“借光借光,我们孩子想看开车”。他在文章里面还写,我儿子长大想开公共汽车,我想了想表示同意,最后一句又是:我儿子长大想开公共汽车,我没意见。所以他从小就没给我们灌输过成名成家的思想。后来过了那段,我觉得公共汽车司机已经不新鲜,但也没有想过以后当什么。所以我和我妹妹,小学时写作文一碰到我的理想之类的题目就头疼,不知道写什么,因为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长大要当作家,要当科学家什么的,没有。你想当公共汽车司机也挺好,我也不反对。最后弄得你也不知道有什么理想什么的,最后我在作文中说我的理想就是当一个农民,开着拖拉机。我妹妹的理想也是农民。最后我们理想都实现了,我去了山西插队,我妹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待了八九年。他的教育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干个什么东西,觉得干什么都挺好。风暴注册

当时他写的一些东西,评价都还挺高的。他写的《早春》,一共是五首,很短的散文诗,第一首是《彩旗》,就两句话,“当风的彩旗,像一片被缚住的波浪。”后来他逝世十年的时候,老家高邮搞了一个纪念会,邵燕祥去了,邵燕祥是著名诗人,他说在汪曾祺眼里我们都不够诗人,他马上把《彩旗》背诵下来,他说就凭这两句,他就是一个诗人。风暴注册

他还写了一个比较长的散文,叫《国子监》,也很有特点,当时胡乔木看完以后问老头儿的好朋友朱德熙,说你看过这篇文章没有,认不认识这个作者,这篇文章写得很有特点。朱德熙说我认识,那是我大学同学。因为是胡乔木直接跟朱德熙说的,所以朱德熙转告给了老头儿,老头儿还得意过一阵子。当然这段时间不是很长,也就从1956年中到1958年底,到1958年底他就被打成右派去张家口了,我们也从河泊厂搬出来了。他的好日子暂时告一段落。

离开河泊厂去哪儿了?去张家口。中间回来过,但已经不住河泊厂。在河泊厂时,我也就六七岁,但是它的特征特别明显,所以多少年以后我还能找到。“文革”的时候我去过几次,当时有一个老住户调到中央芭蕾舞团,当时要看《红色娘子军》找不着票,老头儿就找到他,让我去那取票,结果一下就找到了。等到后来工作了,有一次在崇文门新世界商场那儿参加活动,我心里说这离河泊厂很近,去那转转,骑个自行车就去了。那会儿已经变成一个大杂院了,老房子还在,院子里面有好多自建的小房子,原来院子里有很大的一棵葡萄树,每年都结好多葡萄,还有一棵海棠树,现在全没了。院子里有一个老太太很警惕地问我找谁?我说我是几十年前的老住户,过来看看。她说你们是哪家?我说就北房中间,我爸叫汪曾祺。她说汪曾祺,我知道,挺有才的,但是你妈比他厉害,平常你爸都在这儿忙活这个、忙活那个,你妈就跷着腿学法文。风暴注册

文昌胡同

老头儿去张家口大概是1958年底,看他那时的照片,到张家口的时候已经穿冬装了,年底到了张家口,等到再回来探亲的时候应该是1960年春节,那时候我们已经搬了两次家,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家在文昌胡同8号,那个也是新华社的一个宿舍,过去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府宅,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大四合院,北房是二层的一个小洋楼,周边都是平房,但那时候整个院子已经被分割成不同的单元,住了有一二十户,我们家又缩小到一间临街的小屋,有十二三米那么大吧,水房、厕所都是公用的。印象特别深的是屋里有一个大坑,地面不平,有一个半尺深的坑,椭圆形。那个坑特别奇怪,曾经让房管部门拿水泥抹平了,过两天水泥又起来了,还是一个大坑,最后没有办法,在坑上面架了一个小的桌子,把那个坑给挡起来。旁边就是一个床,剩下就是一点简单家具。

他探亲的时候我们已经搬到那了。那次探亲我印象挺深,好像他对下放劳动挺兴奋的。比如刨粪,他干过这个活,感觉很新鲜。冬天领着一些人去张家口市区刨粪,溅了一身冰碴子、粪水。我妈听了之后就皱眉头说不臭吗?他说都冻上了,没味儿,冰碴儿溅到身上,一抖都下去了。这个场景到现在我的印象都很深,他没有把劳动当成很苦的事,他写那段经历的文章是《随遇而安》,那是他的心里话。风暴注册

第二次探亲,隔了一年,我们家还住在那里。这个住处跟他的创作基本没有关系,但是他在那儿展示了一次厨艺,砸了锅。他第二次回来可能是夏末秋初,北京那时夏天的尾巴有一段鲜菜很少,叶子菜基本没有了,只有老黄瓜、拉秧的西红柿、茄子、冬瓜什么的,就几样菜,再晚一点大白菜上来又好一点。他闲着没事,就拿茄子剁馅包了一顿饺子,当时我们都想象不到,以前我们家从来没吃过茄子馅。吃过之后我们觉得味道还行,我妈是一个热心肠,说你再做一次吧,让我们部门的同事来尝尝。老头儿于是又忙活一番,又剁馅又擀皮,结果第二次彻底砸锅,饺子下锅以后全都破皮了,变成一锅片汤,皮是皮,馅儿是馅儿,没几个囫囵个的。后来他总结经验,一个是茄子馅水分9没挤干,还有就是面的质量太次。当时是困难时期,供应的面有一种是黑面,麸子含量特别高,黏性不足,擀出的饺子皮周边有一圈小裂口,根本捏不住,结果下锅都成片汤了。所以老头儿的厨艺也不是一开始就很高明,也是慢慢地锻炼,慢慢地提高。现在,文昌胡同8号这个地方也没了,准确说是没了一大半,只有一个大门,里面全都拆平变成其他单位了。它的旁边就是北京最有名的实验二小新校区,家里有孩子在实验二小上学的家长还能看看那个地方,现在不叫文昌胡同8号,改成单号了,只剩下一个门了。风暴注册

国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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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儿摘帽以后回北京,调到北京京剧团工作,大概是1961年底,那时我们家又搬家了,搬到国会街5号。二环路,宣武门到长椿街这一段,马路靠北边这一带就是国会街。国会街5号我们以前住过一段时间,但那时候他没在。我们从河泊厂搬出来先搬到国会街5号,国会街5号也是一个四合院,我们住在四合院的门房,也就是四五平米,连正经窗子都没有,屋里一张床,外面搭两个板凳,架上两条木板,除了他以外,我们家四口人就挤在那儿。他第一次回来的时候已经从那搬到文昌胡同了,不然五口人肯定是住不下。等他1961年回来的时候我们又搬回国会街5号,这次不住在门房了,后来门房也没人住了,我们搬到正北边二层小楼东侧的一个小套间,加起来能有十五六米。但那是一个很老的小楼,一走四处乱晃,地板咯吱咯吱的。

那一阵他开始搞京剧,他的几个传统戏是在那儿写的,包括《王昭君》《凌烟阁》;但是现代戏没有在家里写,包括《沙家浜》的前身《芦荡火种》,还有几个其他的戏,因为那些戏需要集体创作,所以创作人员要找一个地方封闭起来,讨论提纲,分工写哪几个场次,他写现代戏的时候在颐和园龙王庙住过,还有一个藻鉴堂。还有两处,可能是写《红岩》的时候住过,一个是在八大胡同一带叫韩家潭,可能也是文化局系统的一个院子。还有一个就是护国寺,现在的梅兰芳故居。我为什么知道?当时他们一集中就是一两个月,家里派我去给他送换洗衣裳,然后再把脏衣服拿回来。风暴注册

小说《羊舍一夕》是他在张家口劳动期间写的,这篇发表以后,少儿文学出版社找上门来说还有什么东西,我们想编个集子,他又写了《看水》《王全》,这两篇小说是在国会街5号写的。他对这个集子的出版还是比较得意的,出版社给他的稿费标准很高,他当时跟我们吹牛,说这标准是给老舍、郭沫若他们的标准,按照最高稿酬标准。我印象里他说的好像是千字22块钱,一般的就是四五块钱,所以他很得意,他能跟老舍、郭沫若小说同等待遇。

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是让黄永玉做的插图,当时出版社曾经有点为难,因为听说黄永玉很狂,老头儿说你跟黄永玉说给我的书做的,没问题。他们俩那时候关系很好。这本书的稿费,大概有八百多块钱,这个后来是我们家唯一的一笔存款,因为我们家都是月光族,1976年之后,他再有其他稿费以后,这才不再是唯一存款。风暴注册

国会街5号是一个比较洋式的四合院,但周围都是胡同,住的都是真正北京胡同人家。周围还有几个小酒馆,老头儿没事也经常去喝喝酒,喝上二两,小酒馆里什么人都有,他也经常和这些人聊聊闲天,但从来没动过念头写写这些事情,这些感受,在当时的时代大环境下,他绝对不可能动这个念头,那时候什么都讲究革命化,这种市井生活,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毫无价值,有什么可写的?没有后来的时代变化,他也写不了后来的东西。

他在国会街住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书法作品。他写的《王昭君》以后上演了,原来想让张君秋演,后来张君秋没演,就找李世济演过几场,当时剧场可能想方便观众理解戏的内容,要求把这一场戏的所有对白和唱词都打成字幕。一般演那种老戏,只有唱词打字幕,对白就略过去了,大家多少也能听清。这次要求整个剧本的内容都要写成字幕,当时的字幕是写在一长卷的玻璃纸上,字很小,真的是蝇头小楷,用幻灯机打在戏台两边的银幕上,卷着一点一点抻。结果这事让老头儿自己写。我们家住的又是老楼房,有人稍微一走动地板就震,没法写。所以他要写字的时候必须十点以后,大家都休息了,这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那个字幕写完一打,据说当时看戏的、懂点文化的领导曾经问过这个字是谁写的,很有功夫。还有一个搞戏剧摄影的人,喜欢书法,专门去找老头儿探讨书法。那卷字幕如果留到现在,肯定是一个书法精品,因为那时候是他精力最旺盛的,而且他当时也练字,他在张家口下放劳动的时候,要用毛笔写文章,用毛笔写信,经常让我们去文具店给他买毛笔,而且要买一种叫鸡狼毫的,别的笔还不用。如果这个东西留下来是很好的书法作品。风暴注册

甘家口

1965年底、1966年初,又搬家了,跟着我妈他们单位改善住房,这回就搬到甘家口了。甘家口这段住得比较长,一直到1983年,是他在北京一个地方住得最长的一个地方,而且也是他的经历最曲折的时期。“文革”的时候被批斗、抄家都在这个地方,写样板戏风光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四人帮”倒台以后他被清查也是在这个地方,在后来他写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包括《受戒》《大淖记事》《异秉》,反正能说出名的,大都在甘家口这个时期。

他写样板戏没在甘家口家里写,因为当时集体创作,剧团又是半军事化管理,搞创作的时候都住在团里头,包括修改《沙家浜》,后来参与《杜鹃山》的创作,都和甘家口没有关系。忙的时候他隔一俩月才回家,还经常被剧团叫回去。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新华社宿舍为了方便他们的职工,在一个住户家里安了一部电话,那不算公共电话,只是新华社内部的电话,按说老头儿没资格到那打电话,人家也没有义务给你传电话,但是后来跟那家搞搞关系,人家愿意不愿意的就把这事给应承下来,有时打电话就给他传一下。我们家住四楼,传电话不爬楼,嫌麻烦,就在楼下使劲喊,外地口音喊“汪曾祺,电话!”每一个字的声调都跟北京话不一样,这个调调到现在我印象都很深。风暴注册

再后来有一段清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清查完了以后才开始重新创作。1980年前后,起初他不想动笔了,有好多人劝他,有林斤澜、邓友梅等老朋友,还有人跑到家里约稿,《人民文学》有一个女编辑叫王扶,当时去家里劝说了半天,他复出以后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就是《人民文学》约的。林斤澜带着后来的《北京文学》主编章德宁也去过我家里,那时候章德宁年轻,基本不怎么说话,后来我才知道,她姐姐跟我插队是在一块的。

老头儿发了几篇文章,有点影响了,也有搞创作的找上门来的,也闹出不少笑话,有一个叫韩蔼丽的,搞儿童文学,工作单位在鲁博,北京市的一个女作家,看完老头儿的东西就想过来交流一下,上楼一敲门,我妈妈开的门,看了人家一眼,就把人家推出去了,一个劲儿说:我们家不换鸡蛋,我们家不换鸡蛋。当时北京市民有好多家里都有富余粮票,农村有一些妇女拿自家产的鸡蛋挨家挨户敲门,用鸡蛋换粮票,十个鸡蛋换二三十斤粮票。韩蔼丽不修边幅,我妈妈以为她是换鸡蛋的,就把人家给推出去了。韩蔼丽第二次敲门,说我不是换鸡蛋的,我来找汪曾祺,这才进了门。以后这就成了一个笑话,每次她来都说:“换鸡蛋的来了!”风暴注册

蒲黄榆

当时甘家口两间房,三十多平方米,我们五口人住得挺满的,只有小屋有一个桌子可以写字。小妹汪朝在工厂当工人,三班倒,晚上十点上班,上班前她要睡一觉,那时候老头儿进入了创作旺盛期,止不住地想写东西,但是又没地儿写,汪朝睡觉的时候他就在外面转悠,一会儿说几点了?她是不是该起来了。我们说你再待会,没到时候。因为汪朝睡不好觉老爱发脾气。他就一圈又一圈转,一会儿问一次,到点儿没有?看他那个模样,我就开玩笑说,你们看老头儿是不是跟母鸡憋个蛋没处下一样,鸡憋蛋就四处转悠。我们就管他写东西叫“下蛋鸡”。刚开始他不接受,最后也接受了,还说:“你们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要下一个大蛋,大金蛋。”他是有一个地方就可以写东西的。风暴注册

他天天起得挺早,要到玉渊潭转一圈,那时候玉渊潭是一个野公园,开放式的,从家里到玉渊潭公园北岸最多也就走15分钟,所以他经常去那儿转悠,跟人家游泳的、遛鸟的聊天,写了一些和玉渊潭有关系的作品。最动情的一篇是《天鹅之死》,结集出版时他还在文章后面添了一句注,说自己校对完之后,“泪不能禁”,他是真正动情了。他平常写东西都很冷静,但是那一篇他直接就想骂娘,但尽力控制了一下。当时玉渊潭落下来四个天鹅,野生的,多少年没有的事,结果有人开枪把一个还是两个天鹅打了,就想吃天鹅肉。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可容忍,主要是刚刚过去的“文革”,把人的善恶美丑的观念全给破坏了,美好的东西随意受到摧残,所以他想批判这一点。另外,还有《听遛鸟人谈戏》《卖蚯蚓的人》《钓鱼台》等,这都跟玉渊潭周边环境有关系。

甘家口是两间房,蒲黄榆变成一个小三居,大概增加十几平方米。那时候我们家闺女快生了,也没房子,正好他们改善了,孩子就住在那边了。那也是新华社的房子。

他有几篇东西是和蒲黄榆周边环境有直接联系的,一个是小说《安乐居》,写周边一个小酒馆里几个喝酒的酒客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经历,通过酒桌上言谈话语反映出来。“安乐居”这个酒馆名字是没有的,小说提到的“安乐林”这个地方有,是个很小的公园,旁边有一个饭馆叫景泰饭馆,挨着北京景泰蓝厂。小说里面几个喝酒的人经历,应该都是有所本的,老头儿不太会编故事。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上海人在北京待了多少年,每次自己带点酒菜到那儿跟大家喝两口马上就又走了,他说了两句话,大概意思说:我们吃酒的人就像天上飞的一只鸟,小酒馆就像地上的一棵树,鸟儿见了树总要落一落的,他喝上两口酒,吃上两口自带的酒菜,然后说声再见,这只鸟就飞走了。但是他不说“鸟”,他是上海人,说“我们喝酒的人就像天上飞的一只屌”,这个鸟飞走以后,剩下那几个人就问,他说什么?喝酒的人都是屌?老头儿的文章里经常有冒点小坏水的地方。风暴注册

从平民视角谈些市井琐事,没有很深的意思,但反映这些人生活的原生态。都是普通人,普通事,但你慢慢琢磨,里头还是有些可琢磨的地方。《安乐居》曾经被拍成电视剧,而且是人艺的第二代领军演员林连昆演的,按说来头挺大,但因为当时这种写老北京生活的东西少,所以播放过一两次,也就没什么声息了。现在网上查这个电视剧都查不着了,不像现在写老北京四合院的故事,多了去了。当时写这类东西的不多。风暴注册

还有一篇小说在他的小说里也算是别具一格的,叫《小芳》,写我们家的小保姆。那篇东西完全是平实的记录。他写的时候,小芳已经离开我们家三四年,他沉淀了很长时间才写。有一些人觉得老头儿这篇小说,完全是平铺直叙,一点渲染都没有,说老头儿已经才尽了,老头儿挺不服气的,他说写这种人就应该用这种笔调。后来他写别的文章又改回来了,人家觉得这老头儿不是才尽,是他有他的想法。

他还写过一组人物散文,题目是《人寰速写》,总共三篇,有退休老头,有几个傻子,还有一群大妈,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每个人都活灵活现的,特别是《大妈们》那篇,把北京大妈的特点写出来,而且各是各的样,都不是坏人,但也有可乐的地方。他习惯观察最底层的人,对这些人有一种亲近感,不生分,不隔阂,不是说我要俯视你,我就是想描述你们的生活。用平视的视角,同时写得很平实,不人为拔高。

他周边还有一些有点传奇色彩的事物,他不太感兴趣。我们家楼前边曾经有一个小社团在那聚集,还打出一个横幅,好像是“某某清茶老会”,当年妙峰山办庙会的时候,上山路上各处都有带点慈善性质的小社团,有替你缝鞋的,有送茶送粥的,还有搞表演的,五虎棍、霸王鞭、舞狮子,完全是义务,这些组织就叫什么什么会,如果年头够长,就叫什么什么老会,后来庙会没有这些会也就散了。前些年,大家对传统的东西又有了兴趣,这些会就又出来了,但只是一拨人自娱自乐。我们楼下的这个老会大概就是这一类,聚会的人穿着各种各样服装,插着彩旗,还有锣鼓、霸王鞭之类的行头。这里头应该有点故事,要是找管事的人好好聊聊,比大妈们的故事要多得多,他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们看着觉得挺好玩的,他没有啥感觉,有兴趣写的就是大妈们和普通老头。这也是他创作的一个特点,也是他的一个思维方式。风暴注册

虎坊桥

虎坊桥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老头儿在那儿总共住了不到一年半。唯一的好处是他有了自己的书房,十平方米左右,有一个大书桌可以写东西,画大一点的画,但那时他的精力不太够了。

实际上他也把一些过去住的那些地方的素材,在虎坊桥这里形成文字了。有一个很短的小说,叫《非往事》,也是一组,里头有一篇写“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一个小学生揭发他妈,把一个背面有毛主席像的刊物剪了鞋样,最后居委会把他妈批斗了一通。那是住甘家口时的一个真事,那个小孩姓江,周边小孩都管他叫“江米条”,他写时把小孩儿改成了姓萨,外号也成了“萨其马”,他对许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风暴注册

他在北京京剧院一直没分过房,没有自己的宿舍。最后我的单位分房子,我跟单位说,把他住的蒲黄榆的房子交出去,然后住在这个房子。这个房子要比蒲黄榆的大,蒲黄榆的大约五十平方米,这个将近九十平方米,改善不少,他也挺高兴。直到那个时候,那已经到了1996年春节前后,他才算有一个自己的书房,挺满意的。后来有一次,厕所漏水需要维修,要到一个邻居家去借用人家的洗手间,那家也是老头儿的一个粉丝,这点事都没问题。他去了人家,回来就跟我妹妹说,为什么他们家的房子比咱们房子大挺多?我妹妹说,你这人什么意识都没有,人家是报社的副总编——他们住四间房,大概有一百二十还是一百四十平方米,我们九十多——你儿子才当一个部主任。他说,“哦,原来这样,看来我儿子官还是当小了。”从这件事上,他才知道原来还有别人住的房子更大,但他平时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其实他退休的时候,给他的离休证上写的都是享受局级待遇,但是除了纸面上,可能看病有一点照顾,他这个局级待遇等于是空的,但他也从来不在乎,而且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不过这也是老头儿的本性,他要是整天琢磨这些琐事,一会儿待遇问题,一会儿住房问题,他就写不出东西了,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读者喜欢的作品。风暴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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