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丛书中，至今仍在编辑出版（或再版）并有持续影响力的，并不是很多。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上海译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几种。还有另一类丛书，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却如过眼云烟，1990年代以来影响日小，逐渐不再出版甚或绝版。《走向未来》丛书显然属于后者。

虽然，近些年来，不断有学者对其展开研究，并强调其时代意义，但《走向未来》丛书的影响在今天其实已经消退。某种程度上，它只能作为历史存在，或者说更多具有思想史的价值。在时过境迁后，时任三联书店副总经理董秀玉曾回忆说“当时的定位是，现代学术文库是一手资料，新知文库是二手的，文化生活译丛是中等知识读物，当时三套丛书一起做，是80年代我们最火的几套书”。这里，说这三套丛书是三联书店当时最火的几套书，应该没问题，但若说这三套丛书是1980年代的中国最火的几套书，则似有夸大之嫌。因为很明显，同是定位“中低端”路线，《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辑出版的《新知文库》（三联书店）以及《文化生活译丛》，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在一个层面上，而且在初版印数上，三联书店出版的这两套丛书，比《走向未来》丛书，在平均数上要少得多。风暴娱乐平台

三联书店的编辑曾指出《走向未来》丛书的特点是“强调科学主义、贴近现实和向大众普及……但由于偏重现实功用和普及性，‘走向未来’丛书后来逐渐出现粗制滥造，‘翻译’变‘编译’，影响力下降”。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就影响的持续性和对学界的影响力而论，《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要超过《走向未来》丛书。在今天的书店里，还可以买到《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而且，《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作为这一套丛书的续编在21世纪以来还在陆续出版。但这并不表明这一丛书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影响力就大于《走向未来》丛书。第二，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正因为《走向未来》丛书“偏重现实功用和普及性”，其影响力在1980年代要远远大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这里比较一组数据就可以看出。弗洛姆的《弗洛伊德的使命》（“新知文库”）1986年12月初版时印数是1万册，金观涛的《整体的哲学》（《走向未来》丛书）1987年6月初版时是11万8千5百册。两者之间的反差十分明显。这还是就“新知文库”来比较的。虽然说初版印数并不具有绝对的说服力，但从其印数多少还是可以看出书籍出版时的预期的。这种预期的反差，明显反映出《走向未来》丛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因此，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走向未来》丛书的这种影响力会在1990年代以来消退？《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影响为什么会持续至今？风暴娱乐平台

一

正如贺桂梅所说：“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暴露这一叙事（即“超稳定结构论”——引注）的意识形态特征的，正是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开篇的历史描述即是：‘一股深刻的历史反省的潮流，正席卷着我们的时代’，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千年之久？’并且，‘每当历史转折关头到来时，人们总是企图用新的目光审视这一问题，以求得到对本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的更深刻的理解。’显然，这一问题的提出是有着充分的现实针对性的，其中隐含着身处当时历史语境中的人们看来是不言自明的历史隐喻，即‘文革’与‘封建复辟’之间的对应关系。”某种程度上，正是这“充分的现实针对性”及其明确而鲜明的问题意识，是《走向未来》丛书不同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最大之处。

可以说，正是这一“现实针对性”，构成了《走向未来》丛书的预设及其问题域。“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达两千年之久？”只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这样的问题还有诸如“日本为什么‘成功’？”（胡国成：《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古埃及为什么会不可避免地“衰弱”？（金观涛、王军衔：《悲壮的衰弱——古埃及社会的兴亡》）、“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灭亡？为什么罗马帝国灭亡后东西部出现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刘青峰：《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为什么工业革命在英国最先爆发？而没有出现在那些历史更悠久、资源更丰富的东方国家？”（《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等等。风暴娱乐平台

这里，诸多的“为什么”构成了这样一个当时很多人都知晓的故事：即中国要想“走向未来”，必须要有科学的光芒照耀才可以完成。显然，这是当时的共识，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那么，《走向未来》丛书，有什么独特的贡献或独特的表现呢？《走向未来》丛书所要做的，是使科学同现实的耦合，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耦合，同时赋予社会科学以“科学性”。恰恰是这里，构成了《走向未来》丛书区别于其他丛书的规定性所在。《走向未来》丛书所做的工作，某种程度上都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风暴娱乐平台

二

在探讨《走向未来》丛书如何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耦合之前，有必要分析其编译方式，及其丛书出版与刊物的联动方式。

鲜明的问题意识，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走向未来》丛书的构成比例及其著译方式。这一套丛书预计出版100余本，后因某种原因实际上只出版了74本。在这74本中，翻译的有25本，其余49本均为著作，但这翻译的25本中，又分“译”和“编译”两种，各占16本和9本。同样，著作中也分“著”和“编著”，各占35本和14本。表面看来这种构成比例及其著译方式中是以著为主，但如果细加分析便会发现，所谓“编著”其实也就是围绕某一主题或问题，对西方诸多著作或理论的综合性概括性介绍，因此，某种程度其实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译介。它与“编译”方式的不同，仅仅体现在前者是集各家学说或多本书集锦而成，后者是针对一本书，在这当中，“编”者的主体性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即使是很多标明“著”的著作，仍可以看成“编著”的变体，比如说陈克艰著《上帝怎样掷骰子》和郑凡著《震撼心灵的古旋律》，这些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偏重于介绍西方的学说或理论，并没有多少个人的创见或观点。

表面看来，“编译”方式，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丛书篇幅所限，“无奈出版编辑给了篇幅限制”，“可惜因为改写篇幅的限制，我们不得不改变了这种结构（指的是原书的结构——引注）”，等等。但如果细加辨析其编译方法便会发现背后的普遍倾向，“为了使哥德尔定理的阐述更容易为读者理解，全书的章节也重新作了编排，内容则作了相应的改写。当然，作者的那些重要思想，我还是尽力想把它忠实地表现出来”。可见，“编译”不仅仅是缩译，“一字一句读原文，把主要思思全放进去，删掉了一些例子”，也是“改写”。这就涉及到“编译”的目的。某种程度上，“编译”的方式，常常受制于为了“更容易为读者理解”这一编译的目的，虽然很多时候编译者并没有明说。但也要看到“编译”中“编”的方式：为什么要重新编排？重新编排背后说明了什么？正如杨君昌在《凯恩斯革命·作者的话》中所说：“这两本书（指《看不见的手——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革命》——引注）都是以介绍为主，有的还带有编译性质，旨在让读者对西方经济理论有一个基本而确切的了解。当然，这两本书还是反映了本人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看法。”可见，不论是编著或编译，都是一种有选择的翻译，是一种为我所用的译介。“编译出版这个小册子，决不是要读者对社会生物学毫无保留和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除了上述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上的借鉴之外，也想让读者从中把握社会生物学家的思想脉络，了解他们的研究水平，并进一步确定对这门学科的正确态度，在这个基础上更有助于把握自己的方向，开展自己的研究”，这里，所谓的“决不是要读者对社会生物学毫无保留和不加选择地全盘接受”看似表明编译者的意识形态立场是批判性地继承，但编译其实还包含有一种引导的成分在。这样一种引导，表现为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上，乃是一种问题引导式的编译（即所谓“开展自己的研究”）。风暴娱乐平台

仍以杨君昌著《凯恩斯革命》为例：“我们介绍‘凯恩斯革命’和他的思想，并不是要掩饰他的资产阶级立场，更不是对个人作什么颂扬。”“我们介绍西方经济学也不是为介绍而介绍，要注意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西方经济理论有些内容完全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环境的，因此对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有些内容则是反映了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共同性问题，这些是可以借鉴的。”某种程度上，“共同性问题”，既是介绍西学的前提和立足点，也是方向。换言之，译介是与比较关联一起的；而比较则是为借鉴服务的。风暴娱乐平台

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这一套丛书中对西方的译介（不论其著作方式如何），都是围绕中国问题并以此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介绍翻译西学，是为了推动中国问题和中国学的展开。这是前提，也是这一套丛书的核心所在。比如说钱乘旦、陈意新著《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虽然通篇都是在谈论他国的现代化模式或道路，但明眼人不难发现，中国的现代化是这一本的“缺席的在场”性存在。中国问题决定了这一套丛书的现实时效性，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另一个层面的启蒙：科学理性的启蒙。这是以问题为推动和导向，并以科学为依据和方法而开启的启蒙，既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同，也与人文知识分子推动的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迥异。关于这一层的启蒙及其价值的认定，研究者们普遍认识不足，或把其放在同“文化：中国与世界”派相混同的层面加以考察，或仅仅从《走向未来》丛书的总体倾向上定位。这些都是没有看到《走向未来》丛书编纂方式的独特性。风暴娱乐平台

这里有一个事实应引起注意，即该套丛书1987年编辑出版时较之初版印数急剧飙升，而在这之前，丛书的初版，比如说像金观涛和唐若昕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1985年4月初版时印行了6万2千5百册，1985年9月第二次印刷时仅增加了1万册。同样，金观涛和王军衔的《悲壮的衰弱》1986年3月初版时也仅有2万6千的印数，1986年9月第二次印刷时，也仅增加了1万册。但到了1987年，该丛书的初版印行数量普遍有飙升之势，比如金观涛的《整体的哲学》（著）1987年初版就印行了11万8千5百册，周其仁等著《发展的主题》（著）1987年初版时印行了11万6千册，初版超过10万册还有《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译）、《探寻新的模式》（著）、《人心中的历史》（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译）、《震撼人心的古旋律》（著）、《上帝怎样掷骰子》（著）、《人的创世纪》（编著）、《哲学的还原》（译）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著）和《马克思·韦伯》（译）的初版印行也将近10万，前者达到9万9千5百册，后者是9万6千册。风暴娱乐平台

为什么这一丛书在1987年的初版印数会如此飙升？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当然可以认为，通过从1983年到1986年的连续编辑出版，该丛书积累了广大的读者。但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何以1987年的初版起印数会整体飙升到10万册以上。这里需要看到另一个事实，即1987年以前，该丛书中累积印数最多的并不是“编著”或“著”作，而是“编译”或“译”作，如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1984年6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时累计达到70万7千7百册；而像被称为“代表《走向未来》丛书”的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1984年6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时也只累计达到7万2千8百册；不过当时另有几本编著或著作，在1984年6月的第二版第二次印刷中达到10万册以上的，它们是《探险与世界》（达到18万5千3百册）和《看不见的手》（达到23万4千5百册）。这说明，1980年代前期，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介绍外国的书，《探险与世界》和《看不见的手》都属于此类，而像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因其探讨中国问题，第二版第二次印刷时，累计印数并不太高。但这一情况在1987年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些初版印数很高的丛书中，“编著”和“著”作占据大多数。“编著”或“著”作越来越受到重视说明了一种转向，即从简单的编译或译这样的介绍西方最新成果向我们中国学者依托西方的方法论开始研究问题的转变。只有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中国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有关中国的问题意识才逐渐被凸显出来。另一方面也要看到，1987年该丛书的初版起印数飙升背后，表明的是读者的兴趣转移：读者的关注点从文学开始转向社会科学。王蒙在1988年写过一篇《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就表明了这一点。文学之所以失去轰动效应，这一方面与文学开始向内转，文学只关乎自身有关：文学越来越变得不及物；另一方面也表明人们对文学的期待的不满：文学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像刘心武的《5·19长镜头》，如果仅仅停留在传达社会情绪和揭示社会问题，这样的文学终究让人感到不足。对问题的揭示的下一步，应该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而这某种程度上，正是《走向未来》丛书所要做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看，1987年该丛书的初版起印数飙升背后表明的是社会的关注焦点的转移以及文学读者向社会科学的流向。某种程度上，问题导向决定了这一套丛书的1980年代的影响力。风暴娱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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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固然带来该丛书的影响力，但同时也造成这一套丛书的编译方式的特殊性即很多时候并不完全忠实于原著。学术上的严谨并非其追求的目标，而这，也正说明了1980年代前期的时代性的独特之处，即重思想、轻学术的特点。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例。这本书同时被《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收录，都属于翻译（不是编译），但其翻译的形式有很大的不同。黄晓京、彭强翻译本（即《走向未来》丛书版），只有174页，而于晓、陈维纲等翻译本（即《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版）有252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篇幅的差异？原因在于黄晓京、彭强翻译本没有把韦伯原书中大量的注释译出（翻译本中直接去掉了注释符号），也没有说明原因和理由。但如果按照于晓的《中译本前言》所说：“有必要说明的是，韦伯的这本书的‘注释’部分篇幅不下于‘正文’部分，有些‘注’一条即长达六七千字，几乎可以看成是一篇独立的论文；所以该书英译者、美国社会学结构功能学派的主要代表帕森斯（T.Parsons）曾特别强调，韦伯的这些原注具有和正文同等重要的价值，是绝对不可以省略的。目前这个中译本除包括韦伯的全部原注外，同时译出了帕森斯的全部英译注，以供读者参考。”注释并非可有可无，黄晓京、彭强为什么舍弃不译呢？因为篇幅吗？显然不是这样的，因为《走向未来》丛书中三四百页篇幅的，并不少见。因此，这样一种省略只能表明，虽然注释的有无会影响对原著的忠实理解，但对于问题的提出或解决却是可有可无的，因而也就不一定非要译出了。换言之，学术的谨严与规范，不在这一套丛书的主要考虑范围之内，它们考虑的是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的有无。而这就意味着，那些不具有或未能直接显示出问题意识的西学著作和理论，则可能被该丛书所忽略，而恰恰是后者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主体。这也决定了这一套丛书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型而逐渐失去其影响力，而像《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之所以能具有持续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风暴娱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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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即社会科学何以获得“科学性”。以“系统论”为例：“系统论是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军事和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深度和广度。在系统论产生之前，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萌发了许多朴素的系统思想。……这说明我国古代就已懂得了把握系统整体和系统诸要素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性。”“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系统论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生产活动规模的扩大，以及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科研项目、人口控制、能源消耗等一系列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都涉及到一个系统整体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用系统分析方法加以研究，才能提出科学的解决办法。而系统论的建立，正为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段话其实涉及系统论在当时中国的合法性或合理性的三个层面。第一，从必然性层面看，系统论是“四个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不管我们承认与否，都并不影响其产生影响。第二，从历史渊源层面看，这种系统论，在中国古代早有其渊源。第三，就现实层面而言，“一系列相互联系、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是系统论实现的现实基础。所以综合三个层面，可以得出，我们吸收借鉴系统论有其必要而合理性。从前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获得是通过“问题性”这一纽带才得以成为可能的。“社会科学在解决日益尖锐的社会实际问题中的作用正日益加强。在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科学知识进一步整体化的趋势的发展，必将继续提高人类的认识能力和改造自然与改造社会的能力”。也就是说“问题性”是纽带，既能带来中西比较的可能和必要，也使得社会科学具有了“科学性”，两者具有某种同构性。通过中西之间的比较，其实也就可以把“科学性”带入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中。由此，这里的问题就演变为社会科学如何才能具有科学性？在此之前，社会科学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以及社会科学是如何从意识形态组成部分转变为“科学性”建构的？风暴娱乐平台

《走向未来》丛书《编者献辞》中有这样一段值得玩味的话：“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这里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或者是什么使得这样一种结合成为可能？因此这里的问题又演绎出两个问题：第一是有无这样的结合的先例？第二，我们对社会科学的态度必须要有改变，否则这种结合便不可能产生。第二个问题又引导出另一些问题，比如在改变之前，我们对社会科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态度转变的先决条件又是什么？风暴娱乐平台

在这里，所谓有无这样的结合的先例，在此前的中国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是不完全的。因为这里的先例大多发生在西方。而要使西方的先例对中国的国情有效，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西之间的新的等级秩序和关系的建立。此前的中国中心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至此转变为西方中心论（在现代化的逻辑内，中国落后于西方）。显然，是现代化话语使得这种借鉴成为了可能。风暴娱乐平台

这样的先例在西方，在1980年代的中国，就是所谓的大量的“新兴的边缘学科”的出现。所谓的“边缘学科”，其实也就是不专属于某一具体的传统学科，它可以划归为其他学科的交叉，因此，很多时候也就约等于“综合学科”。“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的出现，其最主要的一点是，打破了此前的学科分类，使得学科之间的融合成为可能。“系统论”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按照《当代新学科手册》的介绍，它最开始产生自生物学，后来延伸到哲学、现代物理学、经济学和逻辑学等学科。这其实是表明，系统论只是一种方法或方法论，可以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通用。那么为什么要把方法论说成是“新学科”或“边缘学科”呢？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学科和科学之间的模糊性。风暴娱乐平台

1980年代引入中国的新学科五花八门，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新学科手册》显示，该书“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内外社会科学的新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学科、边缘学科及分支学科共一百四十门”，“其中综合性学科二十八门，哲学十三门，经济学四十门，社会学二十一门，心理学十五门，此外还有法学、教育学、语言学、地理学方面的新学科二十三门”。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当代新学科手册续编》（1986），新增113门新学科。由此可见，西方各种新学科在当时被介绍的程度和广度。但有趣的是，《当代新学科手册》没有介绍自然科学，只是在《当代新学科手册续编》出版时才有所补充。这里的逻辑很明显，即在“学科”的意义上把“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相混同：都属于“学科”，某种程度上也就都属于“科学”。这里需要看到，之所以混同“学科”和“科学”，其前提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的综合性学科”的出现。风暴娱乐平台

四

社会科学的诸门类被视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以对应于经济基础，由此诞生了著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说：“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更。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抛开这里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来看，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建构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形式（也即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的二元对立，而把后者称之为意识形态。换言之，自然科学具有“精确性”，社会科学的诸形式则不具备。社会科学很多时候都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部门在起作用。或许就因为其意识形态部门，决定了这些学科的非科学性或者说主观性色彩。二是，建构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等级秩序。自然科学是精确的，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社会科学是被决定的上层建筑，具有意识形态的含混性，不具备科学性。自此，社会科学的诸形式以次一级的附属的形态而存在。但也正是基于这种附属性，从1950年代到新时期，文学或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才得到极大强调。因此，某种程度上，文学或哲学等要显示其独立性，就必须摆脱其附属性，建构其科学属性才成为可能。边缘学科在1980年代中国的出现及其被强调，便是在这一层面上显示其独特意义：边缘学科不仅使得社会科学具有了科学的“精确性”，同时也摆脱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限制。换言之，边缘学科既不属于社会科学，也不属于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的自然科学，它是介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间物或中介。风暴娱乐平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命题之下，要使社会科学获得独立性，就必须从二元对立之外另辟蹊径。边缘学科的命名体现的正是这一策略。它不是一门学科（只是方法），却被说成是“学科”，其实是想借此间接地建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的可能条件。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能被划定为“学科”的具体门类的话，这样的两类学科其实是泾渭分明的。边缘学科作为一门“学科”被命名，显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能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一中间形态，藉此，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才能成为可能：社会科学通过向边缘学科的靠拢而具有科学性。风暴娱乐平台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走向未来》丛书，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对立起来，把它们视为两种诉求或倾向的代表。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两个丛书的诉求确实有别。但若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的建构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的区别显然只是表面性的。或者可以说，《走向未来》丛书其实是通过对边缘学科的推崇，以此建构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同时，也给社会科学的独立地位的获得提供了一种策略，即社会科学要想获得独立地位，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看，《走向未来》痊愈 书其实构成了《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前身。前者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或过渡地带而显示其意义和价值的，这与丛书的命运并不必然关联。该丛书即使没有后来的命运，也注定会迅速失去其影响力。它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方向，作为一个桥梁而显示其价值。风暴娱乐平台

五

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忽视《走向未来》丛书的思想史价值。这一思想史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思想解放的层面。第一，它通过问题意识，沟通了文学和社会科学。如果说1980年代初的文学有其社会意义的话，那是因为它对各种社会问题的揭示和社会情绪的表达，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所在：如果问题仅仅停留在情绪表达的层面，这样的问题便仅仅只是问题本身。对于1980年代的人们，他们更需要的是社会问题的解答和改进，而不仅仅是情绪上的表达。情绪的表达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对社会问题的解答的需求，而这恰恰是文学无能为力的。从这个角度来看，1980年代的文学热的消退实质是社会问题的表达方式的改变，以及社会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的战略转移：从文学转移到社会科学。第二，它通过建构知识的崇高主体，把启蒙的主体从作家转移到社会科学家。如果说刘心武的《班主任》（重新）建构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的话，这一知识分子的主体位置很快被作家所占据。从当时影响很大的伤痕写作、反思写作和改革文学的写作可以看出，作家契合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但对于《走向未来》丛书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其立足点虽在某个群体（《走向未来》派），但建构的却是“知识”的主体地位。这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与众不同之处，或者说其根本策略所在。“科学”是其关键词，所谓“科学地认识”“科学精神”“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的价值”，都是《编者献辞》中反复提及的。这一“知识”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科学：它通过赋予社会科学以“科学性”从而建立了社会科学的知识地位，可以说，正是这一点，决定了1980年代的启蒙从本质上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启蒙，同样，也正是这一点决定了或预设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型。这一转型，不能仅仅看成是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转型，而应看成是启蒙的阶段性或侧重点的转移，以及背后的启蒙主体的转移：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逐渐取代作家占据了启蒙的主体位置。从这个角度看，文学的影响力的下降，与这一套丛书的影响力的日盛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第三，也正是这种问题意识，使得《走向未来》丛书所开启的科学启蒙有被窄化或限制的倾向。当启蒙在某种程度上被等同于问题的提出的时候，这时的启蒙往往就会成为某种策略性的设计和考虑。正如张旭东所说：“‘走向未来’系列丛书引起的信息膨胀，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和理论上的深思熟虑，不如说它是为支持现代化事业所采取的社会和思想策略。但是这一策略也有意无意地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内涵问题化了……但是‘科学’，有时是‘西方’的一个隐喻，有时是一个转喻，当它被剥离了历史内涵的丰富性时，就成为意识形态革新的一个症候。”问题意识的凸显，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套丛书在1980年代的极盛局面，但同时也造成这套丛书的时代性特征。随着1980年代的终结，这一套丛书也就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风暴娱乐平台

（作者单位：徐勇，厦门大学中文系；王冰冰，泉州师范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2期）风暴娱乐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