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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中国现当代作家“典藏捐公”:驱动因素、
时间: 2023-06-05 00:53 浏览次数:
风暴注册报道: “典籍捐公”是一种近现代藏书家将个人私藏的古籍捐赠给相关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公益行为和历史现象。这一现象“始于晚清,发展于北洋、民国时期,鼎盛于2

风暴注册报道:

“典籍捐公”是一种近现代藏书家将个人私藏的古籍捐赠给相关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公益行为和历史现象。这一现象“始于晚清,发展于北洋、民国时期,鼎盛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中,捐赠的主体是藏书家及其家属、后人,捐赠的客体是私藏的古籍文献,受赠对象则是各级各类公办的文化机构。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古籍为主的“典籍捐公”渐少,而以近现代藏书为主的“典藏捐公”运动声势日隆——从1985年开始,藏书甚广的现当代作家群体悄然开展了一场“典藏捐公”运动,而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公藏机构则为其藏书提供了归宿,既是一种基于机构建设的国家文化事业建设行为,也是一场作家文人文化自觉的文化引领运动。这一时间上的接续既有偶然因素,看似一种巧合,实则是藏书文化发展与变迁的内在机理的推动,偶然中蕴含着必然。本文将以中国现代文学馆作家文库藏书为中心,采用实证获取数据,对中国现当代作家“典藏捐公”这一文化现象的驱动因素、实践过程等方面进行系统考察,并着重从阅读痕迹、版本学等角度揭示了“典藏捐公”成果——作家文库藏书的特征与价值。

一、驱动因素

1.1外在动因:书厄之殇

陈登原“书厄论”认为中国历代书厄不出政治、兵燹、藏弆、人事四维:“若以性质相近,比属而论,默推典籍聚散之故;盖以一受厄于独夫之专断而成其聚散,二受厄于人事之不臧而成其聚散,三受厄于兵匪之扰乱而成其聚散,四受厄于藏弆者之鲜克有终而成其聚散”。张舜徽先生则从文献编纂学角度提出:古籍散佚“不亡于公而亡于私,不亡于憎而亡于爱,不亡于黜而亡于修”。风暴平台登录

近代以来,藏者书厄,人事为最,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写道:“张文潜《柯山集》一百卷,余于临安僻巷见钞木,印记奇古,装饰都雅。余惊喜,时不持一钱,顾奚嚷有绿罗二匹并解所衣乌丝直掇,青蜀锦半臂罄归之。其人苦书不售,得值慨然,因约明旦。余返寓竟夕不寐,黎明不巾榔访之,则夜来邻火延烧,此书倏煨烬矣”。可见,留存于民间、藏书家个人手中的典藏时刻面临着“天灾人祸”的威胁。

1.1.1经济环境

历史上“天灾人祸”直接导致了官私藏书的大量损毁、散佚之事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特定的历史局限之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事业都在曲折的道路中前进,藏书之事也往往因经济条件限制成为一种奢侈。作家冯亦代曾回忆说:“我的书癖大概在五十年代初叶,达到登峰造极,因为解放后出版事业蓬勃发达,许多书如《鲁迅日记》的影印本以及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的文集都相继出版,使我可以闲坐书斋,摩掌观赏,亦人生一大乐事,但好景不常,奇祸迭降,为了儿女衣食,不得不将这些伴我岁月的典籍,尽行出售。”文运与国运相牵,新中国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在艰苦的岁月中,因为生活所迫所造成的典藏流失非常常见,正如“盛世兴修典”那样,在物资匮乏的岁月里,生活下去才是眼前要解决的问题。风暴平台登录

1.1.2文化政策

文化政策的定制与推行往往导致典藏的损毁,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导致百家文献传播不广等,都可以显示文化政策对“书厄”的催生效应。

新中国成立后,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部分文化政策也导致书厄的发生。从1957年开始,社会开始逐渐陷于混乱以致到史无前例的动乱之中,公共图书馆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图书损毁,建筑损坏,事业取消,人员受到迫害,图书馆事业在社会动乱中艰难支撑,损失惨重,1963年有490所公共图书馆,到1970年仅剩323所,藏书大量损毁与流失。在民间,1969年9月开始,伴随着《五七指示》的贯彻实施,包括教师、专家学者、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内的大批干部被有组织地下放到地方进行劳动再教育,受到影响的家庭将家中所存的图书报刊等作为“废纸”变卖或直接作为“垃圾”丢弃,影响十分深远,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大面积的“书荒”现象、与之后二三十年旧书刊市场资源严重贫乏。这一期间大量的民间藏书被损毁,包括很多文化名家的重要藏书,令人扼腕叹息。风暴平台登录

1.1.3保藏不善

首先,贮藏环境不佳,往往导致书籍的损毁,文献管理涉及贮存、流通诸多环节,哪一环节出了问题,都有书厄之虞。如虫吃鼠咬,如微生物滋生,如受潮发霉,对于图书的破坏往往发生于无形之中,加之保存环境的温度、湿度等也会导致纸页泛黄、褪色、变脆、易损、一触即溃等,这些问题在很多大型藏书机构都难以完全杜绝,对于个人藏书家来说这样的无形损坏更是家常便饭。

其次,继承者兴趣不在。纵观历史,历代藏书家倾毕生精力,广为搜罗,最后却为后世子孙或卖而流失的情况略见不鲜,以至于天一阁为此还制定了很多在当时看来非常不近人情的规矩,以应对“仔卖爷田不心疼”的隐患。故云“藏书有五厄,水、火、兵燹、不肖子孙之挥霍、无知奴仆之盗窃”。到了现代,“子孙不能守”逐渐变为“子孙不愿守”,作家子女并非都继承了父辈的事业,很多人不能深刻的了解先人遗稿之重、典藏之重,往往造成典藏的流逝,如缪荃孙《云自在龛随笔》:“《分甘余话》云:每见人家子孙留意祖父著述手泽,往往不能得……(姚)彦侍之孙桐孙将家藏书籍售之京师图书馆,手稿一次,清稿二次,清稿皆在焉,书单题曰‘钞本’,不知其高祖手泽也。圣常、雪逸、彦侍、公蓼钞校各书,一并弃之矣。”典藏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并非所有人都能认知,往往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很多作家的子女都有自己的工作与职业,对于老一辈留下的典籍的学术价值只有模糊的感性认知,往往造成因为疏忽而导致的典籍流失。在古玩市场、旧货市场淘到名家藏书与手稿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这一问题可见一斑。风暴平台登录

1.2内在动因:理念转变

“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理念,是古代个人藏书事业发展发达的重要理念基础。明清以来,藏书理念开始由官私藏书转向公共藏书,灵隐、焦山书藏便是代表。晚清以来,中国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个人藏书生存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崩裂。民国期间,内外战事频仍、社会动荡、民生疾苦,大的“书厄”不断发生,其中“皕宋楼藏书东渡”的历史浩劫,更是激发了藏书家忧患意识,藏书理念的更新势在必行,“化私藏为公有,成部分藏书家处理个人收藏的方式”。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想对藏书文化的影响十分显著,天下为公、天下公器逐渐为主流社会思想所接受与认可。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文献则是其不可或缺的有力保障,再好再珍贵的东西,也总是身外之物,有物累之感,早日为藏书找到一个更能发挥作用,促进学术研究的地方,才是其最好的归宿。风暴平台登录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积极鼓励个人捐献,对捐献者实行奖励政策,促进了民间的收藏品大批地进入了“公库”,如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主导发布政策,对于捐赠者颁发奖状、奖金,一时间云集响应,如潘承弼捐珍善之于国家图书馆,天一阁、嘉业堂、萱荫楼私藏捐赠浙江图书馆,“化私藏为公藏”成为主流藏书思想。

拉丁谚语Habent sua fata libelli (书自有其命运),书之“一生”,亦自有其“遇”与不遇,诉说着图书自古以来的漂泊命运,得遇明主视为珍宝,命运多舛则七零八落,贱如草芥。“书厄论”之说为今天的典藏保护、文献贮存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成为这一场“典藏捐公”运动的重要的外在动因。典藏的保藏守用需要社会环境、文化政策、保存机构、馆舍建筑、工作人员等系统性的支撑。理念的转变则成为内在动因,天下为公、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等等,都逐渐成为共识,进一步推动了这场运动与潮流的生发。

主流的文化文艺思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从古代“天下公器”、近代“天下为公”、现代“文艺为人民大众”、新时代“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文人作家群体的文化情怀与思想意识转变,成为这场“典藏捐公”发生在作家群体中的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巴金先生率先发声,为实现作家典藏集中保藏奔走呼号,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成立,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所属事业单位性质进行管理运行,开启了文学馆事业发展的序幕,成为这一场现当代作家“典藏捐公”运动的发生地、见证者及成果的汇集处与展示处。风暴平台登录

二、实践与管理

2.1方式:捐献与征集

文学馆建立之初就开始与海内外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及其家属、评论家、研究者建立联系,征集和接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各种物品、文献、资料,经过30多年的征集与作家家属的主动捐赠,目前已经有拥有包括手稿、书信、报刊、藏书、实物等各类藏品70余万件。这些征集与捐赠的资料构成文学馆馆藏的基础上,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馆无论从馆舍面积还是从藏品数量种类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都已是“独树一帜”的存在。

2.2成果:典藏分布

2.2.1典藏的数量分布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141座以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库中,70座文库藏书在1000册以下,59座文库在1000到5000册之间,12座文库藏书在5000册以上。风暴平台登录

1985年到2000年间,中国现代文学馆临时馆址在北京万寿寺,在文学馆草创与初步建设时期,在巴金先生等老一辈作家的支持与带动下,建设文库81座,收到作家藏书15万册,初具规模。在众多作家文库之中,典藏数量最多的是唐弢文库,藏书4万余册,正如巴金先生所说“文学馆有了唐弢的藏书,文学馆就有了一半”,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说:“在我们已有的文库中,唐弢文库的专业性是最强的,版本价值也是最高的。特别是他有意识收藏的1000多种解放前的文学期刊,绝对是最权威的,非常珍贵!”。

2.2.2典藏的时间分布

典藏的捐赠是作者及其亲属的“一家之事”,也是文坛发展与文脉留存的“家国大事”,入藏的作家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知名作家,其藏书的捐赠也是“文坛盛世”,很多都有主流媒体的公开报道,是其入藏时间的记录。在2000年以前,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捐赠与入藏往往没有公开的媒体报道,但是从有关工作人员的公开发表的论文与文章中能够找到蛛丝马迹,从198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建立,到1995年建有文库23座,到2002年有“作家文库”81座,藏书15万余册。2001年到2014年间,迎来了征集工作的高潮,作家馆藏数量得到显著增长。2001到2007年间新建18座,2008到2014年间新建30座,2015到2021年间新建12座。到了2021年,文库数量增加至141座,20年间增加了60座,文库藏书量从15万册增长到30万册,这些大多有公开报道的信息。风暴平台登录

2.3管理:保藏守用

2.3.1“保藏”方式

按照档案“来源原则”的“全宗式”文库设立,作家文库藏书征集以作家为来源单独设立,将文库视为“全宗”进行整理与管理;按照图书馆“中国图书馆分类法”进行架位排列,藏书以“I”分类号为主,辅以其他相应分类号并给予相应的架位号,实现了文库内部图书的序化,便于查找与管理;按照“博物馆”文物藏品标准对保藏环境、借阅规则等做出规定,库房环境恒温恒湿、定期杀毒,业务管理上“多人多锁”、进行数字化等。保藏方式是从综合性视角审视作家藏书的体现。

2.3.2“守用”方式

一是针对图书借阅与档案查询提供数字化服务,实现图书的信息化、数字化,参与文化机构数字化标准制定应用推广,实现图书查阅与档案查询的信息化查询与数字化展示;二是开展图书展览与陈列,作家藏书具有极其珍贵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可以唤醒人们记忆深处的文学情怀,该馆常设展览《中国现当代文学展》,分为七大主题展区,涉及 700 多位作家、300多种初版本图书、4 000多张图片,还还原了北大红楼、鲁迅的“老虎尾巴”书房等场景,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独具特色的临时展览,大量的作家文库藏书得以展陈并与观众见面;三是重视文学研究的目录编辑与出版,作家文库藏书中的签名签章与题注、批注与笔记以及藏书本身所代表的重要文化意义,对于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备受广大研究者关注。对相关藏书进行的目录编纂与文本呈现是资源开发的途径之一,如中国现代文学院出版的系列书目馆藏珍品大系:书目卷第一辑《巴金文库书目》、书目卷第二辑《唐弢藏书•图书总录》等,为现当代的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风暴平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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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藏特征与价值

3.1藏书多珍本

在来自100多位作家的30万余册的藏书中,其珍贵版本数量很大,在精心整理的基础上,中国现代文学馆“优中选优”将150余册藏书列为馆藏一级品。

其中20世纪以前的版本的图书如1694年碧声唫馆木版线装《黄华纪闻》、1744年大文堂木版线装《说岳全传》、1879年松隐阁木版线装《书目问答》、1894年木版线装《增图山海经补注》、1896年上海广学会版铅印线装《中东战纪本末》。风暴平台登录

珍稀的图书的初版本数百种,包括1901年版的《天演论》《巴黎茶花女遗事》、1902年版《经国美谈》、1903年版《雪中梅》(上下)《经国美谈》《迎因小传》《俄国情史》《瓜分惨祸预言记》《月界旅行》、1904年版《重译听夕闲谈》(上下)《海天鸿雪记》《十五小豪杰》《黑奴吁天录》、1905年版《官场现形记》(1-18册)、1906年版《中国侦探案》《地底旅行》、1907年版《女蜗石》《老残游记》(一、二册)、1911年版《黄帝魂》等。

还有存世不多的的民国时期出版的珍贵版本,包括谭嗣同的《仁学》、邹容的《革命军》、鲁迅的《生理讲义》、《中国小说史》(线装讲义初稿,存世的三本之一)、《会秘郡县故事集》(线装、刊印的50本之一),以及1936年限量版《坷勒惠支版画选集》、1924年初版《西还》、1931年版马来西亚版本《草原故事》等。

此外,还有很多清末民初的重要期刊,如1902年创刊共发行24期的《新小说》、1903年创刊发行72期的《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共发行12期的《浙江潮》、906年创刊共发行24期的《月月小说》。如存世稀少的期刊及其创刊号,包括《北平日报副刊》、《北京孔德学校旬刊》、《暴风雨诗刊》、《碧绿》、《文艺世纪》、《文艺生活》、《文化新闻》、《文化报导》、《新兴文化》、《新文化》、《学习与生活》、《萧萧》、《汐潮》、《销魂语》、《小说杂志》、《小石子》、《学术丛刊》、《现代诗草》、《现代思潮》等。风暴平台登录

3.2藏书有“痕迹”

3.2.1收藏痕迹

典藏捐公往往经过正规的程序,传承有序、来源明确,进而编辑造册,整齐排列。来自特定作家的藏书,就被打上了曾被收藏、被阅读的烙印,成为阅读史研究的重要档案与史料。藏书的征集实现了从“作家书房”到“作家文库”的实体位移,并实现了藏书的有序化排列,藏书中的图书种类、主题、痕迹等是研究作者阅读史、思想来源、作品特征的重要档案与史料,阅读往往是思想、精神生活的另一种形态,将自己的书房开放给读者看,无异于把自家思想敞露于人前,藏书是对其阅读旨趣乃至思想行为历程的一种袒露与佐证,通过这些藏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家的阅读旨趣与走入作家的内心世界。

很多作家在阅读过程中会留下签名、笔迹等。“签名本必有上款,可以考究受书者……”。签名题赠有其明确指向,是作家藏书身份的重要佐证,签名题赠主要包括简短惠存式题赠如茅盾文库中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扉页题:“雁冰先生教正,梅蘭芳,一九五五年一月”、大段赠言式题赠如周扬文库中杨沫《青春之歌》扉页题:“周扬同志:带着慌悚的心情把这本書呈上给您。就让它做为我向党的一点工作汇报吧!当然,还有希望您的指导与批评。杨沫一九五二.二.”,叙述赠言式题赠如巴金文库中郭沫若《沫若文集(一)》扉页上用毛笔写道“巴金先生:集子,我是不大喜欢送人的。谨如嘱奉赠,请您有暇时指正。郭沫若。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八日。北京.”。成为作家之间的交流交往、以书会友的历史见证。风暴平台登录

同时,签名本图书及其签题内容往往印证了历史事件,为埋藏着的某些故事提供线索,赋予崭新意义。如茅盾文库藏书中一本王统照签赠的一九三七初版本的《王统照短篇小说集》扉页题:“雁冰兄存閱,统照贈,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此书伴随着茅盾先生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后的诸多运动,极其难得,藏书中还有一本1957年出版的《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扉页题:“呈沈雁冰老伯,王济诚、王立诚于一九七九年.八.十五”,诉说着两家人自文学研究会以来的友谊;在唐弢文库中有一本周国振译的《亚洲之战》扉页题:“唐弢先生惠存:本书乃晚子四年来第一次重行执笔之译作。兹特奉上一册,以博一笑。本书因出版人屡加催促,乃忙中抽闲于二星期内赶译,急就之章,未加校对,匆促付印,错误之多,在所难免。尚希先生予以指正。晚国振敬赠 三十五年元旦”;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细节往事耐人寻味,此题签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线索并埋下了伏笔。风暴平台登录

3.2.2阅读痕迹

阅读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基本技术、文学观念、思想发展和精神成长等,印记反映在作品中,包含创作动机、灵感来源、素材选取,甚至人物设置、语言风格、文本细节等。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与其阅读史息息相关,通过阅读“痕迹”可以了解阅读主体是怎样完成精神发育的。

茅盾在阅读过的书中常留有阅读记录,对阅读时间、地点与细节的记录笔记是明确的阅读“留痕”标记。如茅盾有对阅读过的图书在扉页进行记录的习惯,如茅盾文库中《林则徐日记》扉页题“一九六二年八月初在大連開創作會議兼休息,携此自随,每晚睡前读一小时,计十日而畢,八月十一日雁冰记”、金敬迈《欧阳海之歌》扉页题:“一九六六年三月九日始阅,每日三-四小时,三月十三日阅完,茅盾”。这构成了作家阅读习惯与阅读史研究的重要记录。

有时作家对阅读作品不发表意见,而是在原文划线或批注,亦留下了阅读的痕迹。如茅盾文库中有一本徐怀中《我们播种爱情》茅盾先生有划线标记数十处;严家炎文库中一本1958年版的《巴金文集》中,严家炎先生在封面、扉页均有严家炎签名,在书中有数十处划线痕迹,还有十余处批注文字;如唐弢文库中有一套1955年初版的郭沫若的《胡适思想批判》(第一到第八辑),唐弢先生在书中有多处划线痕迹,书中还留有相应的“书签”,有的是普通纸条、有的是鲁迅博物馆的参观券,由此可推断其阅读与划线批注大体时间。划线标记既是“留痕”记录,也是“用痕”记录,划线往往是记录阅读进度与加深阅读印象的表现,这些画线也展现出了作家阅读、批阅文本的习惯和情趣,个中细节值得深入研究。风暴平台登录

“藏书-作者”的对应关系构成了阅读史研究的二重证据。首先是作品中的“互文关系”印证,图书是个体在系统阅读和成长过程中最重要媒介载体,也是阅读史研究的核心对象,在作家的很多作品中往往能够看到其阅读的影子,如莫言作品对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白描式、对比式、比喻式的继承、莫言的《白狗秋千架》对川端康成的《雪国》叙事方式的借鉴等,柳青《创业史》“题叙”与《静静的顿河》第一章存在互文关系,陈忠实《白鹿原》中黑娃与葛利高里之间的相似性,路遥《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的约定,与模仿苏联作家尤里•纳吉宾《热妮娅•鲁勉采娃》中的情节互文。从作家藏书中可以“洞见”作家的阅读经历与灵感来源。其次则是明确的“藏书-阅读”证据对应关系,如作家发表评论文章的主题与其藏书的对应,就是其阅读图书的重要隐性证据,如茅盾评论茹志鹃《百合花》与茅盾藏书中《百合花》的对应、茅盾发表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的评论文章与茅盾藏书中《青春之歌》眉批痕迹的对应。风暴平台登录

3.2.3批注痕迹

“读书有批注”是中国文人的习惯,好的批注评点对批注者的学识修养、审美能力及鉴赏水平要求极高,非一般人所能胜任。批注评点内容是史料呈现,是对文学研究、作家研究的重要史料补充。如在茅盾文库藏书中很多图书中都有茅盾先生的亲笔批注,批注褒贬分明,当夸则夸如 “有气势”、“清新”等;当批则批如“不精炼”、“比喻拙”等,还有的在卷头写导读性和解读性总评语的,这些都是对现有史料的重要补充,是研究茅盾阅读习惯、文学批评、思想变化的重要史料补充。如茅盾文库中有一本 1963年 12 月初版的《垦荒曲》,该书扉页题有:“茅盾同志:若干年前,你曾给我看过一部失败的稿子《燎原》,指出失败的原因,我很受教益。今天,我把这部书送给你,希望你一如往昔,不吝赐教。白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廿五日。”茅盾先生在文中进行了百余处的划线批注与文字批改,这种以“书稿”代“手稿”的方式,呈现了作者在修改作品与版本演变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比经过编辑审核、公开发表的内容更能体现作者当时的心境,也可以从中看出“社会机器 ”在过滤作者真实思想方面的痕迹 。风暴平台登录

3.3藏书有“深意”

3.3.1作品的种类集合

捐公文献中数量、类型多样,涉及广泛,种类齐全,正如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所说“凡是用华文写作的作家的东西全要,只有全,才有权威性”。如穆旦研究资料,文学馆藏有各时期的著译作品,保存了同一图书的副本和各类重印本,这使得所藏穆旦图书总量在300册左右,包括穆旦甲年诗集、译著如1958年版译著《别林斯基论文学》,藏书中包括穆旦生前所出版的著译作品59种,捐赠者涉及巴金、沙可夫、汝龙、贾芝、薛汕等十多位作家。如湖畔诗社相关作者的作品收集,从湖畔诗社骨干成员冯雪峰、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魏金枝、谢旦如、楼适夷及其相关作品集的不同时期的版本,均有完整的保存,资料保存之全面难能可贵,这是30多年中国现当代作家“典藏捐公”运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成果。风暴平台登录

3.3.2作品的知识集合

藏书是其知识来源的体现,藏书的研究性、学术性极强,作家群体本身就是高水平文化人的代表,很多作家也是本领域的评论家、高级专家,他们的藏书都是经过自身“筛选”的,其藏书的集合与排列,都带有藏书者知识水平、学术水平的“印记”。

如唐弢文库中关于鲁迅著作及其有关资料的收藏,唐弢对于鲁迅有着特殊的感情,渊源深厚,藏书中包括鲁迅的小说集、杂文集及译文集的各种版本,更是于1979年和1988年两次亲赴日本搜集资料,对于鲁迅研究来说,这些无疑都是无价的宝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文学活动起点的《域外小说集》1909年初版本,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的原因,流布于世的不过40本左右且日本、中国各一半,唐弢文库中就存有4本。如“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王辛笛先生,他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与成就是早已获得公认的,在他的藏书中关于诗歌研究与新诗各版本的藏书的版本十分齐全;如民间文学研究专家刘锡诚先生,是中国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也是中国原始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先行者,其藏书中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资料十分充实与详实。藏书的汇集所产生的集群效应,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典藏捐公”成果价值的外在拓展。风暴平台登录

3.3.3作品的版本集合

藏书是其学术功底的体现,“捐公”藏书中对于相关领域的文献版本收藏的十分齐全。丰富的馆藏使当代文学研究在向横向历史拓展的同时开辟了纵向深入与升华的新路,扩大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向度。如王统照《山雨》1933年9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发行、只保留23章的删节再版本、1955年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与精装的修订本、以1955年2月的修订本为参照本的选集本、1981年6月五卷本的《王统照文集》的文集本、2009年4月七卷本的《王统照全集》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全集本,其中初版本一经出版就受到国民党当局查禁,勒令禁止发行流通,存世数量较为稀少,留存下来比较难得。如胡适的《尝试集》从1920年3月亚东图书馆初版,到1920年9月二版、1922年2月三版、1922年10月增订四版、1923年12月六版、1927年10月九版、1931年1月十二版、1935年8月十五版、1941年3月十七版、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本、1971年台湾胡适纪念馆的“普及版”,以及新时期以来出现的“导读本”、文集本、全集本、选印本等等,这些版本各有不同,但又自成体系,传递了丰富的文学史信息。由于历史跨度大,所处历史环境复杂,所经历的历史进程更为复杂,要想凑齐相关版本实非易事,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通过各个文库藏书的集中,才呈现出全谱系版本的“集合”。藏书的汇集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是中国现当代作家“典藏捐公”运动成果的价值的内在衍生。风暴平台登录

四、结语

2015年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环境的变化,征集工作的难度逐渐加大,一方面是征集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捐赠“分流”,很多作家作为当地的文化名人,其藏品也会倾向于捐赠给家乡的图书馆、博物馆或者单独建立以其名字命名的文化机构,如秦牧家属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捐赠、欧阳山亲属向广东省档案馆捐赠、卞之琳家属向江苏南通“卞之琳艺术馆”捐赠包括藏书在内的部分遗物等。另一方面是征集客体的“价值炒作”导致征集困难,“盛世兴收藏”,作家作为文化名人其典藏具有多元价值,包括极高的经济价值,在收藏“炒作”下出现“文玩化”倾向,如2014年莫言的小说《苍蝇•门牙》手稿被公开拍卖,私洽价格达400万人民币,孔夫子旧书网上一本1948年初版本《暴风骤雨》标价9800元,“初版初刷”、“名人签赠名人”等都成为收藏界的“翘楚”,一时间相关古籍图书、线装图书价格“水涨船高”,频频拍出天价,这样的新闻时常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文化情怀与经济利益的博弈无形中加大了典藏征集难度。中国现当代作家“典藏捐公”历经高潮过后进入低谷,作为“典藏捐公”实践场所的中国现代文学馆也要从资料中心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中心转变,挖掘馆藏满足民众文化需求成为其新的发展方向。风暴平台登录

“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文化传承永不停顿、生生不息。典藏的“捐献”与集中,为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大数据技术引发了传统文献生产方式、结构形态和获取方式的变革,文献的碎片化、标准化、结构化与可视化形成了各种文本集、数据库等的“宏文本”“超文本”,从而推进了文献的关联与知识的再发现,以及传统文献学的现代转型,如何在“更大尺度”、“更小粒度”、“更多维度”中挖掘“典藏捐公”运动则是下一阶段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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