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开幕纪元四千九百五十四年（即西历一千九百八年九月十号）中秋节夜，苏州省城的中区，有一条小巷，巷之北底，有一小户人家，门前墙上，挂着一个小八卦牌。左傍一块门牌，上面写着“阔巷第一号”字样。门上贴着两条春联，从那矮踏门的小栏杆里，显出“国恩”“人寿”四个字来。上面离开二尺的光景，就是两扇玻璃楼窗，却是一掩一启。[1]2

这是目前可以见到的中国本土创作的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的开头。小说中就在这个“苏州省城的中区”小巷北底的房间内发生了一起毒杀案，而后当地的警察、巡官、县令、师爷等一众人物纷纷登场，但都对这起案件束手无策。终于，“受了学校的教育”的青年费小亭提出“吾一个人，决不能担此重任，吾想还是到上海请他去”[1]36，然后“费小亭于十六日傍晚，趁火车到上海，直至明日午后，方把罗侦探请到”[1]39，这才开启了后来整个罗师福侦探破案的故事。

在这中国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中，发生于苏州的凶案最后必须依靠来自于上海的侦探罗师福才有可能被侦破。这是因为当时的上海由警察、侦探、法医、律师等构成的现代侦破与司法体制相对更加完善，相关人员的业务能力也普遍更强的现实境况；同时又构成了一个有趣的“城市隐喻”，即苏州与上海、传统与现代、地方与世界之间存在着的同构性关系对位与文学想象。风暴娱乐平台登录

一、从苏州人与“星社”说起

民国侦探小说事业发展最为繁盛的地方当然是上海。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亚森·罗苹探案系列等西方侦探小说的大规模译介工作主要由位于上海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筹划、组织、完成；《侦探世界》《大侦探》《新侦探》等绝大多数民国时期的本土侦探小说杂志都是在上海出版发行；此外，程小青、孙了红、陆澹盦、赵苕狂等一批民国最为重要的侦探小说作家也都长期在上海生活并开展他们的文学活动。从以上任何一方面来看，如果我们称上海为“民国侦探小说之都”，应该都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

但有趣的是，这批在上海开展其侦探小说文学事业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苏州人（更宽泛一点说，即江苏人），或曾经长期生活在苏州。比如，包天笑、徐卓呆、姚苏凤（姚赓夔）等都是出生在苏州的；程小青虽然出生在上海，但1917 年就从上海迁居苏州，执教于天赐庄东吴大学附属中学和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并且和范烟桥、周瘦鹃并称为“姑苏文坛三剑侠”[2]；此外，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俞天愤是江苏海虞（今常熟）人、张碧梧是江苏扬州人。

这些和江苏有着密切的籍贯根源或生活联系的侦探小说作家，已然足以撑起民国侦探小说界的“半壁江山”。而这一“文人聚集”现象的背后，可能与江苏地区，特别是苏州在清末民初经济基础、文化积累与教育普及等情况都较好有关，也和其因毗邻上海，因而有着“西风东渐”、文学传播和交通上的便利性密不可分。风暴娱乐平台登录

如果进一步从文化熏陶与文学活动的角度来看，民国侦探小说作家早年多集中于两个文学社团，一个是杭州的“兰社”，另一个则是苏州的“星社”。前者更像是一个学生文学团体，其骨干成员施蛰存当时在杭州之江大学读书，而另外两名社内积极分子戴望舒与张天翼都在杭州宗文中学读书；后者则多少带有一点传统文人雅集的意味，当时“星社”的成员——范烟桥、赵眠云、郑逸梅、赵苕狂、程小青等人——之间经常进行诗歌唱和、相互往来。

而在之后的文学道路选择上，与“兰社”成员纷纷转投新文学阵营不同，“星社”成员则多数继续坚持原来的创作路径，并构成了民国通俗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其中翻译过不少“侠盗”亚森·罗苹故事、着手试写过诸如“福尔摩斯来上海”等相关题材小说的包天笑，号称“民国侦探小说第一人”的程小青，以及创作了“胡闲探案”系列滑稽侦探小说的赵苕狂等人，都和苏州及“星社”之间有着文化血脉深处的不解之缘，同时他们又分别从翻译、创作、评论等各个层面，积极推动着民国侦探小说的发展。风暴娱乐平台登录

二、毗邻上海的苏州

在民国侦探小说作家的笔下，上海绝对是被书写得最频繁且最丰富的城市，无论是“侦探霍桑”，还是“侠盗鲁平”，都曾在上海大显身手并扬名天下。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侦探小说作家更多地关注到了上海周遭江浙一带的市镇与乡村，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就是俞天愤。汤哲声教授称俞天愤为“乡镇侦探小说家”[3]，即意在强调其侦探小说创作取材不同于一般民国侦探小说——多立足于大都市（特别是上海）——的书写取向，而是别有自己独特的在地化、本土化特征。

具体来说，俞天愤的侦探小说故事经常发生在苏州郊区、西北乡方桥镇，或者是往返于锡山（今无锡锡山区）和白下（今南京秦淮区）的火车上，大致范围基本不出长江以南地区的县、乡、镇一级地理单位，而这些地方则和俞天愤的故乡海虞有着相似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俞天愤在表现这些地方或者对其展开侦探故事想象时也显然更为得心应手。

如在俞天愤的小说《车窗一瞥》中，侦探醒庵就是生活在江南乡镇，并经常乘火车往返其间，“卜居白下，而行役于锡山，心驰两地，频频往还，匝月之间，仆仆长途者，恒七八次，必以火车代步履之劳，俾速达也”[4]。而小说中整个案件的最终解决也全靠醒庵“于火车中瞥见”了一起失窃案的真相。在这里，火车对于当时的白下和锡山等市镇乡村而言，显然具有某种福柯所说的“异托邦”（heterotopia）的特殊性质，即火车在传统中国的江南地理空间内穿梭往返，就相当于在其中插入了一个极具现代性和异质性的空间场所和文化符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火车“异托邦”、都市现代性与侦探小说一起进入了这片传统的故事空间与文化场域之中，进而构成了俞天愤侦探小说的独特面貌。风暴娱乐平台登录

在这些上海周遭的江南市镇中，苏州更是经常在俞天愤的侦探小说中出现的地理单位，如在小说《白巾祸》中，侦探蝶飞就专门坐汽油船从上海赴苏州查案：“蝶飞就为这事，坐了汽油船到苏州去的，明天准定回来。汽油船叫吉福，你可到汽船公司去问的……”[5]这和前文所引晚清侦探罗师福从上海到苏州查案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南风亭长是站在作为“案发地”的苏州的角度来写侦探罗师福从上海“远道而来”，而俞天愤则是从上海出发，借着侦探金蝶飞查案的足迹，将笔触一直延伸到了苏州。

这些涉及苏州的侦探小说中往往有不少对苏州都市地景、文化空间乃至方言土语的文学呈现。如南风亭长的《中国侦探：罗师福》中的干将坊巷和碧凤坊巷、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