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典是最常见的工具书，“是为解决疑难而相对全面地汇集词语，按单个词目形式分列兵提供诠释和有关知识，配有相应索引和微观语言学著作”。①正因为辞典是知识的集约型展示和解释，所以它比专业性的论著有更为广大的受众，也更具权威性。辞典通过词条的形式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研究成果的知识化普及化，显现出知识的新旧更迭，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变迁。

中国辞书拥有悠久的历史，但现代意义的文学类辞典的编纂却迟至1920年代初才开始。1923年，李璜在《少年中国》上撰文呼吁，为救治中国学术的笼统之病，急需编纂“关于文学哲学一类的专门辞典”。②实际上，1922年，郝祥辉编的《百科新辞典（文艺之部）》已经在世界书局出版，这当是现代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辞典。如果不拘形式，《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的“文学小辞典”还要更早，他们的作者沈雁冰、刘大白、李达、陈望道等人，“陆续将文学上习用的旧辞和新出的新辞在这里下一点简明的解释”，③可谓开文学辞典之先河。1928年，孙俍工的《文艺辞典》在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名实一致的文学辞典才真正诞生。

具体到左翼文学，除了1994年姚辛主编的《左联辞典》④外，还没有专门性的左翼文学辞典问世。但因为左翼文学是1930年代的文学主潮，亦是中国现代社会动荡转型的新生事物，所以自会成为各类辞典的重要内容。收录左翼文学类条目的辞典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学辞典，一类是新知识辞典。这恰可显现出左翼文学的两个历史面向。据初步统计，1929-1949年大致出版带有左翼文学内容的辞典19部。在这19部辞典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条是“普罗文学”和“新写实主义”，占比近90%。值得探究的是，所有的辞典，均无“左翼文学”这一词条。风暴

本文以各类收录左翼文学词条的辞典为研究对象，既关注其中的左翼文学内容，也关注其编选方针、编选体例、概念界定等方面，以此揭示辞典编纂与左翼文学、政治权力、社会变迁之间的深层关系。

一、文学辞典的左翼立场

一部辞典的左翼立场可以从其收录的左翼文学相关词条的数量，以及相关概念界定的倾向性来确定。但也有一个更为便利的途径：国民党查禁书目名单。这当然与现代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有关。

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委员会宣布了149种查禁书目，在出版界掀起轩然大波。在149种图书中，有文学辞典5种，分别是：顾凤城编《文艺创作辞典》《新文艺辞典》《中外文学家辞典》《中学生文艺辞典》和钱杏邨编《新文艺描写辞典》（正续编）。随后，上海市各书局集体两次呈文市党部，“请求重行审查，分别从轻处置，以苏商困而维文化”。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在批令中将149种查禁图书分为“先后查禁有案”“应禁止发售”“暂禁发售”“暂缓执行查禁”“应删改”五大类，其中《文艺创作辞典》位列“应删改之书目”，其余4种均列“暂缓执行查禁之书目”。批令指出了《文艺创作辞典》应删改之处为“第三辑人物描写中‘工人群众’‘学生群众’两章皆有反动口号应删去”。⑤即使幸运进入“暂禁发售”之列，以上辞典的左翼立场也毋庸讳言。且不说编者人人皆知的左翼身份⑥，仅从词条选择的数量和阐释的倾向性来看，其左翼立场已昭然若揭。因创作类辞典只撷取左翼文学作品作为写作范例，故在此不展开讨论。风暴

《中学生文艺辞典》实为《中学生文学辞典》，1932年12月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出版，1933年2月即再版，柳亚子题签，署名谢冰莹、顾凤城、何景文⑦。该辞典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按笔画多少为序的词条，一部分是附录“中国文学名著书目”。可以说，这部辞典是左翼色彩最浓重，左翼立场最明确的。首先它收录有关左翼文学的词条最多，举凡中日俄三国左翼文学思潮、社团机构、报纸刊物等几乎悉数收录.思潮类如“大众文艺”“革命文学”“革命的罗曼蒂克”“新写实主义”等，社团机构如“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太阳社”“日本普罗列塔利亚作家同盟”“光明团”“革命文学国际局”“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等等，报纸刊物如《太阳月刊》《拓荒者》《萌芽月刊》《国际革命文学》等等，可谓巨细无遗。其次是相关概念的阐释立场是纯粹左翼的。如对“普罗写实主义”这一概念的解释：“把在来的写实主义，由普罗的观点而再加以一层发展，成为写实主义的最高峰的，叫做普罗写实主义。”再如对“新写实主义”的解释：“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为内容，用一种新的写实主义的手法。所谓新写实主义一是用唯物辩证法为内容，一是用前卫的眼光去观察一切。”这些无不深得革命文学理论之精髓，实为正统阐释。对“标语口号文学”这一概念的阐释更凸显出本辞典之左翼立场：“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初期的一种不注重技巧只注重思想的文学，反对者们称这种文学为‘标语口号文学’。⑧” 革命文学创作上的弊病之一即为“标语口号化”，这一点备受文坛诟病，本辞典却避重就轻，将之界定在“不注重技巧只注重思想”的思想/技巧二元论框架内，显然是为其辩护。风暴

《新文艺辞典》的出场可谓大张旗鼓浓墨重彩。《书报评论》在其出版后即登出《审定〈新文艺辞典〉出版》的消息,称其“经由上海市党部审查后,认为毫无危险的新思想,批准发行”。⑨《新文艺辞典》出版商光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光华读书会月报》称“本书为现代青年研究各种学术的唯一参考书，就是一般新青年不可不备的宝库”。⑩顾凤城任主编的《读书月刊》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广，称赞道“即是对于最新的，别个辞典上所查不到的，在这里都可以告诉你”，“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在里面，一切都是完备。而它的每一条解释，是恰到好处。”⑪《新文艺辞典》也收录了颇多左翼文学的词条，但数量与《中学生文学辞典》相距甚远，且多是与国外左翼文学相关的词条。如“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全联邦无产阶级作家大会”“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藏原惟人”等。一些更敏感的词条如“普罗文学”“标语口号文学”则一概不收。至于中国左翼文学的词条，要么不收，要么就顾左右而言他，以至于出现“南国”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词条：“在中国文学作品里，常有南国二字，‘南国’就是指中国的南部，即广东福建等地方。”对于收录的一些左翼文学的词条，作者也都做了去阶级化的处理。如“革命文学”这一重要概念， 辞典引用的竟然是成仿吾1926年发表的《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中的论述，在阐释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文学时，该辞典指出“有二点值得注意：（1）革命文学不在题材而在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写一切作品都是革命文学。（2）革命文学是有时代性的。在前几年称作革命的文学的，到现在就不是革命文学了。所以革命文学是与政治联系的，不时变化着其形态的。”在此，1928年革命文学提倡者们揭橥的无产阶级属性销声匿迹了。再如“新写实主义”的解释：“所谓新写实主义，非特是客观地描写和暴露现实，而且是意识地具象化的一种艺术。”⑫ “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唯物辩证法”在此只字不提，“意识地具象化”又何其含混晦涩，令人费解。以上词条无不显示出编者面对国民党出版审查时的煞费苦心，但饶是如此，也仍然上了查禁名单，不能不说实在冤枉了。风暴

《中外文学家辞典》与以上两部辞典的性质有所不同，某种程度上是对作家“文学家”身份的确认，是一种资格或荣誉的授予，因此极易惹来纷争。该辞典在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后不久，该公司发行的《出版消息》就登出了极具煽动性的广告，称本辞典“为中国第一部文学家辞典”，“特点如下：叙述详备，观察深刻，注重中国作家。当代中国作家编入辞典的，这还是第一部。凡新时代的青年，爱好文艺的青年都不可不备这本辞典放在案头！”⑬随后的《出版消息》还专门刊登了署名咏霓的《介绍〈中外文学家辞典〉》,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如“本书观察周到，对于一个作家的传略，思想，派别，作品等，都有极深刻的叙述”，“印刷精美”，“更觉鲜明可爱”⑭等。但读者对这些自卖自夸似乎并不买账，李青崖认为这部辞典在“量”上遗漏多多，在“质”上更是“应行斟酌”。就中国文学家而言，共收录二百七十人，春秋时代至五四运动之间二千五百来年收录九十人，而五四运动至民国二十一年之间收录一百八十人，“这样的比例，不能不认为太畸形了”。李青崖更指出了该辞典在质量上存在的“空虚病”“杜撰病”“武断病”和“紊乱病”，且认为自己被列入一百八十人名单中“是一件叫我望而生愧的事”⑮。一署名李华者更是不满顾凤城将顾自己及其妻子谢冰莹也收入《中外文学家辞典》中，并列出了自己编订的《中外文学家辞典》目录，在中国文学家中，将“李华”和“李华夫人（谢冰雪）”列入其中⑯，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李青崖和李华对《中外文学家辞典》的批评，本质上是对辞典编纂者权力“滥用”的质疑。但在今天看来，顾凤城的这部辞典无论如何都为现代作家留下不少珍贵的生平资料。更为重要的是，顾凤城对编纂者权力的“滥用”还暴露了他的左翼立场。辞典所收录的一百八十名（再版时补遗至一百九十九名）⑰现代作家，囊括了从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丁玲到成仿吾、蒋光慈、郑伯奇、田汉、胡也频、钱杏邨再到冯乃超、段可情、李初梨、冯雪峰、杨邨人、华汉乃至“左联五烈士”、周全平、周毓英、马宁等，几乎将当时的左翼作家“一网打尽”；但国民党作家则只收入了傅彦长和朱应鹏二人，王平陵、范争波、黄震遐等人则并未收入，其倾向性显现无遗。由此可见，国民党将其列入查禁书目名单也并非毫无道理。风暴

二、世界视野下的新知识风暴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梁启超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进入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伴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知识的更新、文化的互通，作为“认知革命”表征的“词语革命”也一浪接着一浪，辞典作为人们获取新知识的主要途径的作用由此凸显，各种以“新术语”“新词语”“新名词”命名的辞典层出不穷。这些辞典随时代发展不断增订补遗，一版再版，成为人们获取新知识研究新学问的重要工具书。吴念慈等人合编的《新术语辞典》于1929年月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此后不断修订，出版续编，至1936年9月已出版八版。编者在“编辑凡例”中说：“我国自五四运动以后，不断地介绍欧美的学术进来，因此，读者阅书报时，就常常碰到许多‘新术语’。读者每以不能完全瞭解其意义且不知何从资考为苦。本书之目的就在乎解决这种困难。”⑱现代知识编译社更指出了辞典不断更新的必要性：“自五四运动以后，国内的文化界开始变换了一副崭新的面目，欧美的各种学术思想，不断的被介绍进来，新名词和术语一年比一年加多。因着事势的需要，坊间便有专门解释这种新名词和术语的辞典出版，截至现在，这一类的辞典所出已不下十余种。可是世界情势日新月异，社会现象瞬息万变，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国际间勾心斗角，极尽波谲云诡的能事，同时文化斗争也随着政治经济的斗争愈益剧化，于是新名词和术语的孳乳，便也日益众多，到了现在，几乎每一天，每一瞬间，都有新名词和术语发生出来。而坊间的辞典，还多半是两三年出的，对于最近所发生的新名词和术语……，差不多都是书缺有间，使读者找不到解释，已渐渐失去了它现代化的效用。这样，重编一本现代化的搜罗完备的辞典，便成为刻不容缓的事了。”⑲这当能代表此类辞典编纂的核心目的。可以说，此类辞典的发展更迭，不只是语言词汇的更新换代，也不只是名词术语的花样翻新，而是中国社会变迁、文化转型、认知裂变的结果。正如李鼎声所说：“随着文化斗争底愈益剧化和国内读书界智识水准底逐渐提高，于是新的名词术语不仅在数量上日益增多，同时在意义上亦渐次复杂分化起来。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们亦可以窥见最近中国文化进展和转变底痕影。”⑳风暴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词语新知识辞典，都无一例外地具有世界眼光，即着眼于世界知识的引介，在阐释词条时也着意凸显其“世界性”。这固然与现代中国新知识自身的外来性有关，但也与编纂者的视野与追求密不可分。新辞书编译社编辑的《新智识辞典》就聚焦于“世界智识”“世界新知”的普及：“世界智识，日新月异，社会情形，瞬息万变，各种新的名词，如何为法西斯蒂，何谓苏联，何谓帝国主义，粗看来好像有一些懂，要详解其实质，却仍模糊得很。本馆有鉴于斯，缘出新智识辞典，搜罗一切现代最新的新名词，加以极浅显极详明的解释，缀以极流利优美的辞藻。……备此一本，世界新知，无所不晓，不特具有普通智识，可以与人谈答如流，也从此可以踏进高深的学术领域。”㉑风暴

在这样具有世界眼光的辞典中，中国左翼文学的本土性被大大弱化，其作为世界左翼文艺运动的一部分的一面被有意无意地凸显出来。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内生动力源自国民大革命的落潮，外源性动力则来自国际左翼运动的冲击。中国现代文学经由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启了向“左”转的历程，这个转型与世界左翼文艺运动的勃兴相呼应，是一场根本性的文学变革。这场文学变革不仅仅是文学价值、文学功用的激进化，同时也伴随着一场“词语的革命”，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被引入文学创作和文学评价领域。1928年1月，创造社的《文化批判》创刊即开设了“新辞源”栏目，引介了不少诸如“奥伏赫变”“意德沃伦基”“普罗列塔利亚”“布尔乔亚”等新名词。这些新名词充斥在李初梨、冯乃超等人“四面出击”的文章中，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冲击力，连鲁迅也为之惊愕。也正因此，这些外来的新术语、新名词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表征，是此类辞典的当然词条。风暴

但这类辞典的世界视野决定了，它几乎不会展现这些新词语的本土内容，而只从普遍化理论化的高度去阐释它。一方面，大量的收录日俄左翼文学的相关词条；另一方面，对与中国左翼文学相关的词条则强调其国外来源。这一策略固然有所遮蔽，但亦有所张扬，为我们全面理解中国左翼文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上文论及的《中学生文学辞典》已是个中范例，《新智识辞典》也无出其右，日俄的左翼作家、左翼文学机构如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国际革命文学书记局、国际革命作家同盟等搜罗详尽，对“普罗文学”的阐释也是高度理论化的：“一作无产阶级文学，与布尔乔亚文学对立，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内容的文学。它是根据于唯物辩证法的，批判现实的，具有战斗性的文学。普罗文学为普罗文化之一分野，以建设阶级的文化，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再如对“大众文学”的解释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大众文学是以麻醉大众为目的的布尔乔亚文学，代表者有直木三十五、三上于菟吉等。”㉒胡仲持编的《文艺辞典》更是如此，如将“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视为苏联文艺界的创作方法，对中国左翼文坛对这一方法的崇尚与实践毫不注意。再如将“无产阶级艺术”置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文艺论证中来审视，对中国无产阶级艺术的发展与论争不置一词。如果说《文艺辞典》“所收的文学术语多半是从日本山田清三郎和川口浩合编的《文艺辞典》翻译过来的”㉓，故而无法呈现中国左翼文学的状况的话，那《新智识辞典》对“第三种人”的界定则更能说明问题：“处于左翼与右翼之间，在文艺上反对文艺有政治的立场和政治的干涉主义，有此种倾向者，即是‘第三种人’。‘第三种人’与‘同路人’不同之点，前者企图离开政治而独立，后者则为新兴阶级革命运动的一支流，不过其本身阶级不大纯粹罢了。”㉔这分明对中国左翼文坛与“第三种人”的论争视而不见，其根本原因无它，乃编纂者的世界眼光支配之故。风暴

三、辞典的左翼叙事与意识形态风暴

中国左翼文学的兴起，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兴起。作为政治优位的文学，从其发端，就伴随着无休止的争论。某种程度上，中国左翼文学是各种意识形态交战的场域，也是在论战中确立自己的合法性的。那么，围绕着左翼文学而展开的意识形态论争，是否也波及辞典？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往往强调辞典作为语言学工具书的客观面向，却常常忽略在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辞典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建构历史、传达特定意识形态的政治面向。而后者为前者所遮蔽，一般很难察觉，这或可称作“辞典政治”。风暴

在1930年代的各种辞典中，章克标主编的《开明文学辞典》显得独树一帜。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对当时流行的左翼文学做一种冷静的阐释。这部辞典由开明书店出版，林语堂、夏丏尊、章锡琛、叶圣陶、丰子恺等参与编写，可谓名家云集。这部辞典对左翼文学的态度恰如他们对革命文学的态度一样，多取冷眼旁观式，故而诸多左翼文学条目与当时大多数带有左倾立场的辞典迥然相异，显示出编纂者清晰的主体意识，无疑构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典型者如对“普罗文学”的阐释：“……是表现无产阶级的心理及意识的文学。在俄共现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文学，可以作为代表。他们的论客，以为文学是战斗之工具，而要打到资产阶级的遗毒，培养新的精神文化，非有普洛来塔利亚的艺术文学不可。这是充满了战斗之精神，而使劳工阶级的革命心促进向上的，换言之即宣传的、煽动的文学。也有人以为将来的世界是大同之世，而普洛独裁，不过一时的过渡现象，所以普洛文学也不过是一时的过渡文学。而由此承认，以文学为武器，即作为战斗而使用，是当然之事。普洛文学所顶主要者，即在作制上的态度，第一须得把住时代的核心，具有阶级意识是必要条件，所以这只是阶级争斗中一方面的阵线……因此他们每有种种纲领发布，用来规范这个文学，使得不致出轨，因为文学是太自由的东西，往往不容易守住一角的，所以非有强固的规律不行了。总之普洛文学，是反在来文学之倾向，而想别寻蹊径的文学，而且即使破（疑为抛——引者）弃了文学，也是不惜的，目的只在对于阶级革命有所利益，贡献。”㉕这一解释虽然庞杂，但远比当时左翼立场鲜明的辞典所提供的阐释要准确得多、深刻得多。风暴

辞典沿袭的现象常常发生，即后出的辞典常常沿袭此前辞典的解释，这一现象在左翼文学词条中更为突出，而左翼文学条目又颇能显示一部辞典的意识形态。如对普罗文学这一词条的解释，《现代知识大辞典》《新知识辞典》（顾志坚编）《新名词辞典》（胡济涛主编）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新名词综合大辞典》（龚敏编）与《新智识辞典》一般无二，这固然显现出知识的固化或延续，但立场的一致却不可忽视。风暴

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辞典，还表现出介入历史叙事的倾向，呈现出建构，历史的努力，这在此前的辞典中是绝无仅有的。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这类辞典对历史叙事的关注视作新中国整体性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其功能和其它历史叙事一样，都是为了论证新政权的合法性。1949年，胡立知就在《知识新辞典》的序中说：“辞典一书，包罗万象，纵观之有如一部文化通史；横观之有如一部百科全书，则手此一编，方克左右逢源，闭户知天下矣。”㉖他试图兼容辞典的历史性和知识性。胡立知的追求在北新书局的《新编新知识辞典》得到了强调，编者甚至用同样的表述来传达这部辞典的编纂意图：“使能从纵面看，有如一部文化通史；从横面看，有如一部百科全书。”㉗但实际上，这些辞典的野心绝不仅仅停留在“文化通史”层面，而是力图以词条的特殊方式建构中国当代史。《新名词综合大辞典》在修订时，特别注意“历史部门”“必须每版都增加新材料”㉘，其原因在于，如果不如此，“历史将要被割断了”，“一切新形势的发展……都将毫无记载；一切科学上伟大的发明和发见（如组织疗法等），一切因历史发展而产生的各种新名词都将完全没有，这还成一本什么辞典？”㉙由此，不断修订的辞典，通过将新事物知识化的方式，完成了当代史叙述，构建出一种“新”意识形态。正如王彬彬所说的，这些辞典“浓缩着那个时代的历史”，但并非意味着“就反映了历史的真相”㉚。风暴

这样，辞典版本的变化绝不仅仅意味着知识的更新换代，还足以体现意识形态的变迁。这一点在建国前后出版的几部影响广泛的辞典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建国前后出版的胡济涛、陶萍天编《新名词辞典》，李进、李小峰等编《新编新知识辞典》和龚敏等编《新名词综合大辞典》均为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且销量惊人、不断改版。其改版的原因，除了回应社会的变化、知识的更新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满足和推广新中国的意识形态的需要。风暴

《新名词综合大辞典》为新中国辞书编译社龚敏等编，大地书店发行，1950年7月初版，1951年7月出至增订四版。在“编辑者言”中，编者坦陈：“正如在阶级社会中的哲学和科学之有阶级性、党派性一样，辞典的内容解释也是有阶级性、党派性的，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有超阶级的人物存在，因此，辞典的编者也必然有他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在他所作的名词的解释中，必须暴露出相斗争的阶级的矛盾，阐明这矛盾的发展的方向，指示出相斗争的阶级中那一个是领导该社会的经济制度的，那一个是最进步的倾向的负担者。现代社会的一切阶级中唯一进步的阶级，能把社会领导向正确的客观的方向去的，只有无产阶级，所以站在进步的客观的学术立场上的辞典的编者，也必须无条件的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如果说在阶级社会中不能有超越阶级的，无党派的哲学和科学，同样地，也不能有超越阶级的，无党派的辞典。”㉛为了强化阶级立场，本辞典的条目中，专门设置了“反革命政党”、“反动头子”、“错误思想、错误作风”等类别。其他几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大型辞典也同样如此。风暴

胡济涛、陶萍天编《新名词辞典》由上海春明书店1949年9月出版。此时上海已解放，书店老板陈冠英远逃台湾。春明书店的职工们逢此变故，只好生产自救，他们出版的《新名词辞典》的畅销使书店渡过险境㉜。1951年，孔另镜任书店经理兼总编辑，改春明书店为春明出版社，并对《新名词辞典》进行了修订，出版《新订新名词辞典》，至1952年9月25日已修订增订至28版，印数高达202800册。《新订新名词辞典》对《新名词辞典》进行了增删，突出了革命性和阶级性，强化了左翼文学取得的成就。如胡济涛版的《新名词辞典》对太阳社有一些负面评价：“是大革命后出现较创造社略迟的左派文学组织，由蒋光慈，钱杏邨等主持。出版《太阳月刊》，太阳社丛书，曾与创造社，语丝派论战，因言词过激，有标语文学之称。不久就被迫解散。”㉝而《新订新名词辞典》将“因言辞过激，有标语文学之称”改为“因为鼓吹人民革命”㉞，凸显出太阳社的革命立场，且赋予“鼓吹人民革命”与“被迫解散”以因果关系，突出了国民党反对人民革命的立场。在《新名词辞典》中，“左联”的解释仅寥寥数语：“即一九三零年在上海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为中国唯一的普罗艺术家团体。领导份子有鲁迅、丁玲、蒋光慈、雪峰、华汉等。曾先后出版《拓荒者》《北斗》等巨型杂志，由蒋光慈与丁玲等主编，但不久即遭停刊。”㉟而《新订新名词辞典》则对“左联”大书特书，详细列出了它的理论纲领，称其“掌握了真理，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且对其斗争精神大加赞颂：“虽然受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还是一直进行坚贞不拔的斗争。”㊱这样的“修订”无疑是新中国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产物，其用心不可谓不良苦。风暴

北新书局1950年10月出版的《新编新知识辞典》的前身是顾志坚、简明1934年主编的《新知识辞典》， 1948年7月出版增订一版，之后不断再版。1952年2月28日，出版总署发出了关于处理《新知识辞典》一书的指示，指出该书“内容有许多地方歪曲事实，反对人民民主”，因此应“停止发售”“限期收回”，“并将全部存书纸型予以缴销”㊲。北新书局对此称因忙于《新知识辞典续编》的编辑，“对于本辞典原版本的修订，做得很草率，犯了粗枝大叶的毛病”，如今将原辞典纸版毁去，“积极进行重新改排”，且不把原版本作为底本，因为“原版本的内容大都采取无批判的立场，而本辞典的主要部分大都加上了批判”，总之“本辞典的编辑，纯粹站在新民主主义的立场，采取马列主义的观点”。确实如此，修订过的《新编新知识辞典》高扬批判精神，对左翼文学的反对派毫不留情，如“民族主义文学”：“是1930年左右中国国民党内法西斯份子所提出的文学口号。他们在表面上标榜民族主义或三民主义，以保卫民族利益，反抗外国侵略为写作内容；实际上是以此对抗左翼文学，作为反共、反苏、反革命的工具的。”再如“第三种人”，其他辞典均沿袭《新智识辞典》的解释，但那样“去本土化”的解释当然太温吞了，《新编新知识辞典》的解释与众不同：“自命中立，处于左翼与右翼之间，在文艺上反对文艺有政治的立场和政治的干涉主义的人。这是在抗战前‘文艺自由’的论战中，为小资产阶级的论客苏汶所提出的名词。其实一切文艺都有阶级性的，真正的中立和超阶级是没有的，所谓第三种人及其文艺，实际上倾向于资产阶级一边，因之受到进步作家如鲁迅、易嘉（瞿秋白）等的严厉的批判。” ㊴坚定的阶级立场，鲜明的批判意识构成了这部辞典的“政治正确”。风暴

《说文解字》释“典”为“五帝之书……尊阁之也……庄都说，典，大册也。”“典”自古至今都是重要的文献，就是因为它力图对知识进行客观公正的记录和权威性阐释。对左翼文学的叙述显现出辞典在意识形态上的煞费苦心，也揭示出辞典潜藏在公正客观权威外表下权力运作的痕迹，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典”的本质。风暴

参考文献：

①李尔钢：《现代辞典学导论》，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②李璜：《编纂文哲各科专门辞典问题》，《少年中国》第4卷第4期，1923年6月。

③见《民国日报·觉悟》第5卷第10期，1921年5月10日。

④姚辛：《左联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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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见中国出版人著作权保护协会筹备处发印：《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中央宣传委员会查禁一四九种书目及最后决定五种办法》，1934年4月。

⑥顾凤城、钱杏邨均位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15889号所附“参加第一次成立大会的左联盟员”名单，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与研究》（第2辑），上海鲁迅纪念馆，1980年，第193页。

⑦此书另一版本为上海开华书局同一时间出版的《新文学辞典》，两本辞典内容完全一样，署名也一致。两个书局均为高尔松、高尔柏两兄弟开办。二人于1929年创办了平凡书局，在被国民党查抄后，1930年又创办了开华书局，1931年又挂出了中学生书局的牌子，两者的分工是：开华书局出版学术著作，中学生书局出版普及读物。见陈江：《平凡书局主人的不平凡生涯——高尔松传略》，《出版史料》，1992年第1期。风暴

⑧以上所引见谢冰莹、顾凤城等：《中学生文学辞典》，上海中学生书局，1932年，第261页、292-293页、332页。

⑨见《书报评论》第1卷第5期，1931年5月25日。

⑩见《光华读书会月报》第1卷第3期，1931年4月10日。

⑪吉士：《新文艺辞典》，《读书月刊》第2卷第3期，1931年6月10日。

⑫以上三个词条见顾凤城、邱文渡、邬孟晖合编：《新文艺辞典》，上海光华书局，1931年4月初版，第189页、173页、320页。

⑬见《出版消息》第3期，1933年1月1日。

⑭咏霓：《介绍〈中外文学家辞典〉》，《出版消息》第19期，1933年9月1日。

⑮李青崖：《中外文学家辞典》，《年华》第1卷第38期，1932年12月31日。

⑯李华：《〈中外文学家辞典〉校勘记》，《涛声》第2卷第3期，1933年1月14日。

⑰顾凤城编：《中外文学家辞典》，1932年11月初版，1933年3月订正再版。

⑱吴念慈等：《新术语辞典》（正编·续编·补遗·合订本），上海南强书局1936年版。风暴

⑲现代知识编译社：《现代知识大辞典》，现代知识出版社，1937年5月初版，序言第1页。

⑳李鼎声编：《现代语辞典》，光明书局，1936年3月四版，编者序第1页。

㉑新辞书编译社：《新智识辞典》，上海童年书店，1935年10月初版，编辑例言第1页。此书1936年5月四版，印数已达一万册。

㉒㉔新辞书编译社：《新智识辞典》，上海童年书店1936年版，第733页、32页，第706-707页。

㉓见胡仲持编：《文艺辞典》，上海华华书店1946年版，第132页、159页，序第1页。

㉕章克标主编：《开明文学辞典》，开明书店出版社，1933年3月，第558页。

㉖胡立知：《知识新辞典》，励志书店，1949年，序第1页。

㉗李进等编：《新编新知识辞典》，北新书局，1951年4月，序言。

㉘㉙㉛龚敏等编：《新名词综合大辞典》（四版增订本），大地书店，1951年7月，“三版的话”第16页，“四版修改增订经过”第17页，第1-2页。

㉚王彬彬：《并未远去的背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1页。

㉜见俞子林：《书林岁月》，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66页。

㉝㉟胡济涛、陶萍天编：《新名词辞典》，上海春明书店，1949年9月，“艺术之部”第15页。风暴

㉞㊱见春明出版社编审部《新名词辞典》组：《新订新名词辞典》，1952年9月，第8009-8010页，第8010页。

㊲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 21950》，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㊳㊴李进、李小峰等编：《新编新知识辞典》，1951年4月四版，序言第1-2页，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