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6月，澳门《中国丛报》刊登了美国传教士禆治文撰写的“六月十五日”“虎门销烟”亲历。摘录如下：……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因此，我欣然利用这次机会，决心到那从未见过的场面作一个目击者。……我们可先去详细检查整个销化烟土的过程，然后再去谒见钦差大臣。……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检查每一个部分，需要多长时间就多长时间，需要多么详细就多么详细。……到十一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我对在沟里销化鸦片的检查感到非常满意。这之后，又问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去谒见钦差大臣。……我们简直没有料到我们会那样快被引至现在所面对的如此显赫高贵的人物面前。不管怎么样，我们决意充分利用中国人的温和，拉长我们的会晤，看清楚这次机会究能取得什么收获。我们按照中国方式抱着适当的冷漠和应有的庄重朝着接见厅的西面走去。我们在那里脱了帽，面向钦差大臣行了鞠躬礼。……尊贵的钦差大臣说，鸦片毒害是逐步地秘密地滋长起来的，由于过去当局制止不力，现在已到了不能再容忍下去的时候了。他说，这种违法交易，现在必须禁止，而其他贸易则应受到保护。……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让善者放下一切担心，自由地经商，不必疑惧会受到阻碍。对那些作恶的人，只许他们及早回头，改变经营，放弃他们所有的幻想。在谈话过程中，金氏（美国商人）呈给钦差大臣两个文件，一件涉及他自己的几条船，请求批准进港经商如同从前一样。对此，钦差大臣说，可以批准。第二个文件中，在婉转地提到最近事态所造成的不愉快和危险地位之后，敦促对不公正地蒙受的一切损失应予迅速赔偿，应提供充分的安全保证，不再干扰正当的贸易。应明确宣布，只反对鸦片贸易并从严处分。为了革除目前存在的坏事并防止其重新发生，为了维护和平和发展商业。这个文件进而建议：港口税应根据货物量固定其税额；在北方增辟三个港口，对一切外国人开放；准许商人家属住在一起；所有一切犯罪案件，被告人应由其本国领事审讯，并和中国地方法官一同会审，允许在京都驻节全权大臣，接近皇帝等等。钦差大臣非常具体地询问了关于从港口撤退的英国人的意图，还询问了与英国女王和其他欧洲君主们通信应采用何种最相宜的方式，以取得他们对禁止鸦片贸易的合作。他还索取地图、地理书和别种外国书，特别要一本马礼逊编的《字典》的完整本。在会晤中，从谈话和询问的整个倾向看来似乎非常明显：钦差大臣的唯一目的，过去是，现在还是，要禁绝鸦片贸易，而对合法的体面的贸易则加以保护和维持，这从他的谈话的态度和内容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在整个会晤过程中，钦差大臣是和蔼、轻松愉快的，一点也没有表现出“野蛮或粗鲁”。看样子他不超过四十五岁，矮个子，但相当结实，有一副光滑全圆的面庞，细长的黑胡须和一双敏锐乌黑的眼睛。他发音清晰，语气明确。他的容貌显示出是一个习惯于深思熟虑的人。……在向钦差大臣告别之后，我们和先前进来时的方式一样被带领回去，随后又给我们送来了一大批礼物。下午五点钟我们已在回澳门的途中。……第二天日落时分，我们抵达澳门。我们对这次旅行感到非常高兴。这一段文字的详细记述，透露出了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当时的正常对外贸易态度。“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禆治文这句话有一定的事件背景。当时，禁与不禁的争论在清朝官僚上层已经历时多年，行贿受贿而能使鸦片走私畅通无阻的现象也不断出现。正因为如此，外国烟贩子和沿海中国底层走私的官吏与商人（史料说明涉及地方高层甚至清廷中枢），对地方政府所谓的“禁”产生了不信任共识。这也是林则徐表明的态度：“由于过去当局制止不力”。林则徐说：“违法交易，现在必须禁止，而其他贸易则应受到保护”，这是林则徐当时非常鲜明的态度。记述中透露，禁烟，在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和禆治文等外国传教士为代表的双方达成了共识。但是，历史的实际情况却在不久以后急转直下，从禁绝鸦片转而禁绝英国的一切贸易。有近代史学者揭示，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禁烟的战争，更是为了贸易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州一口贸易早已满足不了英商，包括欧美各国的贸易需求。为了扩大贸易，这场战争，迟早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借口爆发的。而就在禁烟取得中外共识的时候，道光皇帝一纸“圣谕”把事情搞砸了：与英国断绝一切贸易！道光发此上谕，有着这样的“天朝”立场：一，允许外国人贸易，已经是大皇帝“恩赐”，还要提什么“商欠”（外国人进京向中枢讨“十三行”的“商欠”曾惊动皇帝）、官员“受贿”？还提什么开放其他码头、借一租地？不是得寸进尺是什么？不如趁此禁烟成功风满帆张之际，一劳永逸，收回已经给予的“恩赐”。在大皇帝道光来看，这难道不是“天理”么！但当时欧美人不这么看。通商是双方得利共赢的事情，无所谓恩赐。这是欧美人的“理”——被沿海底层官吏、商民的受贿贪婪及经商谋利表象所蒙蔽。在天朝高高在上的道统观中，“商为末等”，天朝人是鄙视商利的，尽管垄断性商利通过海关道直接进了皇宫内务府——这种“嘴上一套、行动一套”的文化传统，外国人是万难看得懂的。这种表象与实质成为了一种互为表里的不清不楚，成为了一种浅层次双方的读不懂。常言说，陌生与误解是矛盾的起因，也是武力相加的起因。一旦战争终久会爆发，禁烟、外国水手打死村民、围困英国商馆与商船等事件，只成了或此或彼的导火索而已。美国传教士禆治文原文的记述，反映出了一种中西正常的贸易交往关系，林则徐准许外国人详细检查“销化烟土的过程”，最后“给我们送来了一大批礼物”，也表现了泱泱大国传统“礼待”外人的大度。但是，从中，我们会否得到这么几个信息？一，“钦差大臣说，可以批准”，这固然是一种对合法交易的批准，但又何不是一种传统的长官意志？二，“敦促……应予迅速赔偿”。这是“禁烟”令下矫枉过正的错案，即由于种种原因（如没能惯例性行贿）把没有携带“烟土”的外国货船扣押或驱赶所造成的损失。这是否也是长官意志下容易发生的事？三，“为了革除目前存在的坏事……为了维护和平和发展商业”，这是林钦差与记述者达成的共识。四，“应根据货物量固定其税额”，记述者的表述，实际上说出了当时“海关道”掌控下的海关税额的混乱。这是否是人为因素的产物？五，“增辟三个港口”等，是贸易扩大，按传统说法，是利益掠夺不满足的产物，这是冲突发生的根本。可惜，由于传统视角的不同，清朝官宦上下对此万万读不懂，对战争发生的必然性没有清醒、足够的认识，只成了一种自认为“正义”的强硬。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常被后人论及的不平等条约之一便是外国人的“治外法权”，禆治文在这篇记述中也谈到了这一问题：外国“被告人应由其本国领事审讯，并和中国地方法官一同会审”。这是战前外国人对一国“主权”的认知。“治外法权”在整个清末完全由外国人操控，这是历史的事实，——是后人在历史的实践中看到了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趾高气扬”而产生强烈反感的事实。但“治外法权”缘何而生？据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揭示，鸦片战争结束之际，负责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谈判的耆英，主动默然放弃了外国人在大清国领土上犯罪而受本国官员审判的权利——当然不是耆英一人可以作主的，是通过清廷军机处反复权衡的结果。在现代人看来，这是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而且，此前不久正发生了英国水手“酒后”打死广东沿海村民的事件，教训就在眼前。为此，林则徐还组织沿海军民封锁了英国商馆，并封堵英国商船以迫使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交出凶手！但是，耆英等清廷中枢为什么在战后主动放弃这一“主权”呢？仔细想想，凡事不会没有一定的“道理”。这个“道理”便是“天朝”官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惯常思维：清朝官员管清朝人，外国官员管外国人，井水不犯河水，便是这些朝廷命官历来办事为政的原则。透彻地说，他们没有近代“国家”概念，只有权力范围或说势力范围的概念。正因为“禁烟”只是英国发动战争的借口，在禁烟中采取强硬态度的林则徐，在战后反而获得了侵略者的尊敬，同时也获得了清朝体制内官民的尊敬，这在中外史料中都有记载。也许，这也是中外口碑的“共识”，尽管林则徐被皇帝作为“替罪羊”革职充军了。风暴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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