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随着对周氏兄弟早期思想和文学研究的深入，学界日益认识到，周氏兄弟参与“五四”文学革命后呈现的深刻思想和文学经验，许多都可以在他们留日时期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譬如，日本学者伊藤虎丸在阅读过鲁迅留日时期的评论文章后惊讶地发现，鲁迅1918年后的“思想或小说主题，实际上几乎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评论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这里存在着一个‘原鲁迅’。”[i]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在1906-1911年的东京诞生了一个“原周作人”。事实上，周氏兄弟留日时期的著作不仅对于他们个人有“原型”的意义，对于整个“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也都是如此。许多论者都注意到“五四”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而“人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于妇女、儿童，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发现’”[ii]，对这些发现作出重要贡献的就包括周氏兄弟。只不过，论者一般将目光投向民国初年乃至“五四”之后周氏兄弟对外来学说的引介阐发以及他们自身慷慨激昂的个性化言论，而忽略了早在大约十年前的东京，他们已经“发现”了女性、儿童和农民，集中体现这些发现的则是二人合作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以“发现儿童”为例，最早将《域外小说集》纳入讨论的是日本学者：铃木千岁敏锐地注意到该书的卷末曾对周氏兄弟接下来的翻译篇目进行预告，其中包括安徒生的两篇童话作品，他因此将其确认为中国最早的安徒生介绍。藤井省三则在此基础上大大前进一步，撰成《鲁迅与安徒生——儿童的发现及其思想史意义》一文，明确指出日俄战争后的“安徒生热”是“近代日本的儿童的发现的标志”，而“鲁迅与明治40年代的日本儿童学界几乎同时发现了儿童。《域外小说集》预定收入安徒生童话一事，可以说是由鲁迅发现儿童的标记”，至于周作人留日时期能发现儿童，少不了鲁迅思想上的影响。[iii]然而不无蹊跷的是，他们都透过《域外小说集》的翻译预告来作为讨论的起点，却对集中选收的王尔德童话《安乐王子》视而不见。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1909年于东京初版的《域外小说集》共分两册，合计选收了16篇近代外国短篇小说译作，其中与儿童密切相关的有3篇，分别是以儿童为主人公的《乐人扬珂》《天使》，以及以童话为体裁的《安乐王子》。本文主要以这3篇作品为讨论对象，从文本细读出发，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周氏兄弟清末时期 “儿童的发现”作出进一步阐发，并思考其和周氏兄弟“五四”后的相关创作有何关联。

一、天性好奇引发的悲剧

波兰作家显克微支是周氏兄弟留日时期最为心仪的欧洲近代小说家之一，其中篇小说《炭画》尤为二人推重。《域外小说集》一共选译了他的三个短篇，其中《乐人扬珂》和《天使》两篇分别以男女儿童为主人公，这一事实非比寻常。尤其是《乐人扬珂》一篇，通过描写一个羸弱儿童在乡村受到的不公待遇，在社会批判之余，引导读者思考何谓儿童这样本质性的问题，值得深入考察。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扬珂出生于一个寄人篱下的贫困之家，生而无父，一生下来就很弱小，长到十岁，“羸瘠而黄，腹大如瓠，颊辅下陷，发苍白如麻缕，垂及眉睫”[iv]，显系发育不良。他经常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天可怜见，有幸没被豺虎吃掉。不仅如此，他生性十分鲁钝。自然，这样一个贫穷、瘦弱、丑陋、愚笨的孩子，是不可能讨人喜欢的。然而，与众不同的是，“扬珂有殊好，酷嗜音乐，随地倾听。逮稍长，意益专，更无他念”（第二页）。他对音乐的酷爱可谓与生俱来，深入骨髓，对他而言，村里的一切声响，无论是一草一木，苍鹰黄雀，鸡啼蛙鸣，抑或是村中人声，风过锄柄，都是悦耳的音声。因其痴迷，村里人称他为小音乐家。有一天夜晚，扬珂潜行到一个酒馆，躲在墙角偷听室内胡琴的演奏，被深深地吸引，从此十分渴望得一胡琴。他先是用薄木板和马尾自制了一把胡琴，虽然声音远不及酒家的美妙，但弹得津津有味。可见他对于音乐确有天赋，称之为一个小天才也不为过。然而，以他的家境，这样的爱好和天赋都太奢侈，他不仅因此屡屡耽误干活而被母亲责打，而且最终因试图接近庄园从仆的胡琴而引来杀身之祸。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对于扬珂而言，他之所以在巨大的惊慌中铤而走险，在一个月夜趁着庄主外出，厨下无人，而匍匐潜入靠近胡琴，纯粹源于对音乐的痴迷。他并非想把从仆的胡琴作为物质财产据为己有，而只将其视为能够歌吟的神奇乐器而已。“扬珂凝视，为之神往。盖以得此至难，而爱之又至挚，终欲得之，虽只一把持或一谛视可矣。”（第三页）于此，读者感受到的只是一个不幸儿童对于音乐的狂热，而不会将其行为视为违反道德的偷窃。然而，扬珂的行为暴露后所招致的惩处实在令人心惊。仆人殴打，村长审问，继以“逻人”笞挞，令扬珂奄奄一息，至第三日，终因这起“盗窃未遂”的小事故，导致命丧黄泉。

倘若把《乐人扬珂》视为19世纪末波兰农村现实的某种真实写照，可以看出在彼时的中欧乡村，儿童尚未被作为与成人不同的一个特殊群体受到区别对待。世人看待儿童，不过是未长大的成人，他们看待儿童的眼光是功利的，加诸儿童的道德要求也与成人相同，儿童因其弱小导致生存处境较成人更为艰难。围绕在扬珂身边的人，无论身份有何差异，对待扬珂的粗暴却如出一辙：扬珂的母亲希望他能帮忙干活，替人放牛或采拾草实，如果扬珂因倾听大自然的音乐而耽误活计，就不免引来责打，她“爱儿甚挚，第亦时扑之”（第二页）；扬珂帮人“灌田”，听风吹锄柄，以此自娱，田主见其“短发蓬乱，独立听风，乃解革带痛扑之”（第三页）；庄中从仆发现扬珂靠近自己的胡琴，不加询问即施以“叱骂殴击”（第七页）；村长审问之后，将扬珂视为“罪人”，虽觉“特在小儿，宜少矜恕”，但仍“命逻人与以笞挞”（第七页）；逻人斯达领命，“取扬珂挟腋下如一猫”（第八页），掷在一个马厩里，下手不顾轻重，终将扬珂打晕致死。所有这些成人，他们对于扬珂的责骂和殴打都可以视为某种惩处，惩处的方式与严厉程度往往不仅不因扬珂身为小儿而作出某种和缓的调整，相反更加肆无忌惮。甚至可以说，扬珂是被这些成人联手摧残至死的。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而令读者不平和不忍的是，扬珂并未犯下什么不可饶恕的错误。无论是进入山林掇拾草食空手而归，还是带着巨大的恐惧想要一摸胡琴，都不过是因为对音乐的酷爱胜于一切，沉浸其中，而忘了世事。这种与生俱来的酷爱与沉迷，从心理学眼光来看，是许多人在儿童时期必然经历的源于天性的“好奇”。这种好奇引导着儿童以极大的热情主动探索未知世界，对儿童的身心发展起着正面的促进作用。然而，自古以来，人们对此并不理解，遑论支持。直到近代心理学发展，方才出现对儿童好奇心的专门研究与正面评价。显克微支这篇小说最动人的地方，正在于他用大量篇幅反复细致地刻画出了扬珂对于音乐的好奇，这种好奇越强烈，它被成人世界无情地摧残就越令人感伤。不妨推测，作家本人对儿童的好奇心有着较为充分的理性认识，才能写出这样一篇题材独特充满深情的悲剧性作品。至于选译这篇小说的周氏兄弟，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在20世纪初留学日本期间接触到了这一心理学的前沿知识，并将其作为理解儿童的一个重要途径。两人回国后，仍对此保持了进一步关注。周作人1912-1914年前后阅读了较多有关儿童游戏与儿童教育的书籍，并撰写了多篇相关文章。据其日记所载，1913年2月20日“上午阅Hall《儿童之好奇心》一篇”[v]。这是日本学者上野阳一的一篇研究论文，收入Hall所编著之Aspects of Child Life and Education一书。同年10月，鲁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将其译成中文，刊于下一个月的《教育部编纂处月刊》。文章描述了儿童好奇心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次第发展和丰富表现，对于健全的好奇心充分肯定，认为能够促进“文明与社会之进步”[vi]。事实上，除了翻译，对于儿童好奇心的关注，此后也反映在鲁迅的《风筝》等创作中。[vii]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在《乐人扬珂》的文本世界中，没有人关注和呵护儿童的好奇心。成人世界哪怕对此有一丁点的“理解之同情”，扬珂的悲剧或许就可避免。而在文本之外，接受了近代科学（儿童心理学）洗礼的作者和译者，怀着理解与珍视，讲述这样一个因天性好奇而引发的悲剧，目的则在于通过批判传统观念之愚昧，引导读者摆脱传统，接受近代新的价值观。这正是近代小说的启蒙价值所在，也是周氏兄弟译介近代域外小说的价值所在。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二、失怙女童无望的救赎

从人物的悲剧性处境和故事的悲剧性呈现来看，显克微支的另一短篇小说《天使》近乎《乐人扬珂》的姊妹篇。小说标题后有一个说明：村落记事，讲的是一个未满十岁的女童玛利萨在寡母去世后前往另一个村庄投靠但途中遇险的故事。玛利萨本来和母亲伽理克斯达生活在卢比斯珂利的一个小村子里，母亲瘫痪病重，眼看将不久于人世，一个关系密切的老妇人古理克建议她将玛利萨送给庄院。伽理克斯达不愿将独女送人，但她遽尔辞世，甚至来不及等到长老前来举行忏悔仪式。她在临终之前，因挂念女儿无依无靠而死不瞑目。村里的一些老妇人帮忙埋葬了伽理克斯达，为她作祷告和诵经，丧事料理完后，古理克安排将玛利萨送给勒息靖支的庄院，希望“庄院中人或肯见收，许睡灶下耳”（第二册，第三十七页），并约定由摩尔古拉前来迎接。结果在一个雪夜，摩尔古拉和玛利萨乘坐的雪橇在山林中颠覆，摩尔古拉酒醉不醒，玛利萨独自徒步前行，天寒地冻，倦极欲睡的时候，遇上一头恐怖的猛兽。小说至此戛然而止，显然这个孤立无援的小女孩难逃被猛兽吞噬的噩运。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和扬珂一样，玛利萨的噩运归根结底源自贫穷。在寡母去世后，这个孤女完全成了一棵无根的浮萍。与扬珂不一样的是，她并未受到身边人的摧残：母亲生前对她十分珍爱，死前万分牵挂；古理克等乡村妇人对她有着深切的同情，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勒息靖支的庄院同意接收她并派人来迎接。这些人的行为联合起来，让人感到乡村人情的温暖。表面看，玛利萨最后葬身熊口似乎只是一次单纯的意外，倘若雪橇不翻，或摩尔古拉不醉，两人能顺利抵达勒息靖支，她至少可以活下去。然而摩尔古拉何以在这种紧要关头把自己灌醉呢？正如卢比斯珂利的地主给杂志所写宏文中所言：“冬日饮伏特伽，能令人温热，乡人惟一之慰藉也。”（第四十二页）事实上，不只是摩尔古拉，古理克等老妇人也都在酒馆纵饮伏特伽，以致一个个醉卧屋角，没有人和玛利萨话别。伏特伽成为“乡人惟一之慰藉”，折射出底层贫苦农民生存的沉重与黯淡。读者甚至可以想像，玛利萨离开摩尔古拉独自行走山林而遇险，那醉卧林中雪地的摩尔古拉是否会冻毙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摩尔古拉和古理克等都是自身难保的人。由此，就算玛利萨躲过这一次意外，她往后生存之艰难也可以想见了。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古理克深知此点，她告诉同伴，玛利萨到了勒息靖支后，生活将与在卢比斯珂利一样，并不会有何改善。于是，为了让玛利萨增加生活的勇气，她反复拿“天使”（讹音成“耶妙尔”）来安慰这个孤儿。她首先转告玛利萨，此前教会长老有言，当雪降落到玛利萨母亲的坟上时，就会有天使降临玛利萨的头顶。此后她声称天使真的来了，就算玛利萨徒步前往勒息靖支，也一定能够到达，因为天使将保卫她。正因为古理克的一番安慰，后来玛利萨才有勇气离开醉卧林中的摩尔古拉，孤身前行，在体力不支于树下休息的时候，她仿佛真的遇上了天使：

玛利萨趋坐道周树下，目睫下掩，恍忽思其亡母。母自墓场循雪路而至，顾实无人。又少顷，复似人至。此谁氏耶？必耶妙尔矣！媪古理克不尝见告，谓顶有耶妙尔在耶？玛利萨知耶妙尔状，昔曾见诸母氏茅舍中图画，持盾而有翼者也。彼今至矣！林中雨声益厉，此殆天使羽翼，拂冰雪下耳。（第四十四页）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如同扬珂死前憧憬到了天国上帝会给他一把真的胡琴，玛利萨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对于天使有着美妙的想像。然而出现在她面前的，却是一头长着三角形面孔耸着双耳的猛兽（作者暗示是熊）。对于孤苦伶仃的玛利萨来说，好心的乡人没有能力给她更多救助，而宗教也只能给她带来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和行动的勇气，并不能改善她的生存处境。她的一生，无从救赎。

三、人道主义浸润的童话

以上两篇作品，从题材、内容和作品局部视点的运用（透过人物视点描写儿童心理）等方面来看，无疑都是以儿童为焦点。但现有研究一般不将其视为“儿童文学”，因为按照现在的狭义的理解，儿童文学指的是“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具有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智力和兴趣等特点”[viii]。也就是首先注重的是读者对象，是否写儿童并不重要，为儿童而写才是第一标准，第二标准则是写法上要符合儿童的接受特点。但根据香港学者谢晓虹的研究，直到“五四”时期，鲁迅以及其他中国作家创作或翻译的童话，如鲁迅所译《小约翰》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仍然不能视为专为儿童而作，其想像的读者群其实是“拥有‘赤子之心’或‘童心’的‘成人’”。[ix]连通常被视为专为儿童创作的童话尚且如此，对于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小说，自然更不必苛求其是否专为儿童而写。何况《域外小说集》的翻译是在晚清时期，比“五四”还早了约十年。倘若尊重历史实际，我以为不妨把《乐人扬珂》与《天使》归入广义的“儿童文学”，至少它们同时适合成人与儿童阅读。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当然，退一步讲，从文体的角度将“童话”归入儿童文学则是万无一失的处理。在这一意义上，收入《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中的王尔德（书中译为“淮尔特”）的童话作品《安乐王子》无疑是百分之百的儿童文学，可以作为作者和译者“发现儿童”的铁证。从童话的文体特点出发，很显然《安乐王子》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新奇的非现实的想像。作品写某城中有一具安乐王子的金属造像，因高高在上，“遂得见人世忧患。虽吾心为铅，不能无动”（第九十六页），但因被固定在石头基座上，无法行动，只能暗自哭泣。后来他遇到一只欲飞往埃及过冬而中途停歇在自己脚下的燕子，于是恳求燕子将他身上的宝物分批一一取下，赠与城中急需的穷人，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第一次将剑上琼瑶赠给一位缝妇，第二次将一只碧玉眼睛赠给一位创作戏剧的少年，第三次将剩下的一只眼睛赠给一位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安乐王子献出这些宝物、双目已盲后，燕子被他的善心打动，决定留下来永为陪伴。在一个冰雪天气，燕子冻死在王子身上，王子的铅心为之碎成两块。故事的最后，安乐王子的塑像被推倒熔化，但铅心无法熔化，天帝将王子的铅心和燕子视为城中二宝，命使者取来，让燕子在花园中唱歌，安乐王子为他诵经。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这样想像新奇风格哀婉的近代童话，在中国传统文学中从未有过。它和《域外小说集》中其他篇什一道被译介给中国读者，确实当得起鲁迅《序言》中“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的自我评价。不过细读本篇作品可以发现，周氏兄弟的选译，看重的不是童话这一文体本身，而是作品的内容。证据之一在于，所有选入《域外小说集》的作品，除了爱伦·坡（书中译为亚伦·坡）的一篇《默》被标注为“寓言”外，其余各篇都无特别标注，而是被默认为一般的“小说”。证据之二在于，全书的目标读者，从《序言》中所说的“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以相度神思之所在”来看，显然是设定为“不俗”的成人。也就是说，周氏兄弟选译《安乐王子》，并没有因其童话体裁而试图争取一部分儿童读者的意图，他们当时更没有集中选译数篇童话汇编成集的打算。重点不在文体而在内容，这体现了周氏兄弟当时的选译眼光。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倘若剥去童话的外衣，而从内容着眼，可以发现《安乐王子》所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安乐王子（及燕子）所见“人世忧患”；燕子对安乐王子讲述异域（埃及）风情；燕子在秉承安乐王子意旨救助穷人的过程中，被王子的善心与自我牺牲精神打动，对王子感情日深；城中各色人等对待安乐王子的态度和做法。其中前三点互相联系，第一和第二点互相对照，目的则在强化第三点：虽然眼前多见忧患，异域风情令人神往，但燕子宁愿在完成王子交付的任务后放弃远游，选择陪伴王子，为此不惜冻死，双方的善心与纯真的感情十分感人。至于第四点，则含有明显的批判和讽刺意味，除了贫困儿童将安乐王子视为天使，其他人尤其是市长和议员等都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安乐王子，仅仅将其视为一尊塑像，而无法感知其内心和精神。合而观之，本篇犹如一支多声部乐曲，安乐王子对民间疾苦的同情和舍己为人则是其中最强烈的音符。在安乐王子的言行中，流露出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不仅和上述《乐人扬珂》《天使》是一致的，也和《域外小说集》中的其他篇目处于同一频道，可以说是整个小说集的主基调。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安乐王子》是王尔德的童话名篇之一，原作发表于1888年。彼时王尔德的作品被认为具有唯美主义特征。然而，尽管《安乐王子》披着幻想和唯美的外衣，但对于作者王尔德来说，现实的民间疾苦可能是引发他创作此篇的主要动因，而周氏兄弟选译此篇，对作品中“现实”因素的考量应当是选择的重要标准——如周作人在增订本《域外小说集》的《著者事略》中所言，在王尔德所作童话中，《安乐王子》“特有人道主义”[x]。

四、从“发现儿童”到“救救孩子”

上文以《域外小说集》中三篇作品为例，考察周氏兄弟留日时期“儿童的发现”。倘若视线不限于《域外小说集》，那么关于周氏兄弟留日时期有关儿童发现的直接和确切的史料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对王尔德童话的阅读和翻译。其中，选译了《安乐王子》，并预告选译《黄离》与《杜鹃》。（第一册第百七页，第二册第百十二页）

（二）对安徒生童话的阅读和拟译。预告选译《廖天声绘》与《和美洛斯垅上之华》（预告中将作者译为“安兑然”）。（第一册第百七页，第二册第百十二页）

（三）对望·蔼覃童话的阅读和拟译。荷兰作家望·蔼覃所著长篇童话《小约翰》原作于1887年发表，鲁迅于1906年在东京从《文学的反响》德文杂志第1卷第21期（1899年8月1日出版）上看到其德文译本的节选，但在东京无法买到原书，于是托丸善书店向德国订购。读过德译本后，想要翻译，因学力不够作罢。[xi]后于1926年在教育部同事齐寿山的帮助下将其译出，1928年1月作为“未名丛刊”第12种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小约翰》的第九章，人物对话中两次提到安徒生（鲁迅译为安兑生）的名字，[xii]这可以算是鲁迅在明治40年代和安徒生的另一种相遇。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四）对童话文体的认识和提倡。1908年5月和6月，周作人以独应笔名于《河南》杂志连载论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文中提出，“夫文章者，国民精神之所寄也。精神而盛，文章固即已发皇；精神而衰，文章亦足以补救。故文章虽非实用，而有远功者也。”然而中国数千年来的儒家统治造成“思想拘囚，文章委顿”，为了解放心灵，振奋国民精神，他提出有两种文体是当前所急：“曰民情之记Tolk-novel[按：当为Folk-novel]与奇觚之谈Marchen是也。盖上者可以见一国民生之情状，而奇觚作用则关于童稚教育至多。”[xiii]这里所说的Folk-novel指民间小说，而Märchen这一德语单词即指童话。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周作人当时的童话观。他认为童话对儿童教育大有裨益，能够帮助读者解除心灵桎梏，进而发扬国民精神。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除了以上四项直接材料，如前文所推测，周氏兄弟留日期间还应当接触过当时的一些儿童心理学方面的前沿著作。合而观之，留日时期，周氏兄弟对外文书籍有过广泛阅读，他们主要借助阅读英文与德文著作接触到近代童话这一文体，从作品中看见各类儿童形象，并借助日文著作对儿童心理形成基本的理性认知。他们的相关阅读量，肯定远大于在此期间选译和拟译的篇目。在阅读和翻译的基础上，他们终于走到了发现儿童的最后一步，即形成某种较为稳固的儿童观。当然，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即借助欧洲新近文学评论著作的阐释，帮助自身理解某些文学作品的特点与价值。1918年周作人曾撰文回忆说他们初读外国文时，便接触到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童话，当时只觉得“幼稚荒唐”，“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后来通过涉猎民间故事知道了格林童话的价值，通过阅读丹麦勃兰兑斯等诸家评传才明白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他是个诗人，又是个老孩子（即Henry James所说Perpetual boy），所以他能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语言，写出原人——文明国的小儿，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的思想。”“他独一无二的特色，就止在小儿一样的文章，同野蛮一般的思想。”[xiv]这是周作人在“五四”前夕的回顾，从中可以推测，十年前他们初遇欧洲童话这一新的文类，第一印象并不见佳，后来的选译和拟译，是受到了勃兰兑斯等人的文学评论（以及儿童心理学著作）的启发。也就是说，他们的翻译行为是有着明确的理论指导的。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将儿童视为“原人”（小野蛮），这可以视为周氏兄弟留日时期儿童观的核心，而其文学表现则来源于安徒生童话，特点是“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相比之下，王尔德童话“是诗人的，而非是儿童的文学”，特点在于“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xv]或许这可以部分解释藤井省三等在确认鲁迅“发现儿童的标记”时，选择的是《域外小说集》对安徒生童话的翻译预告，而非已经译成的王尔德童话。对于“原人”的认识，以鲁迅留日时期的表述，则在《破恶声论》等文中出现的“白心”一词与此相近。藤井省三认为：“‘白心’即无邪（innocence）之谓，可以认为是看破社会矛盾与虚伪的力量。在无邪的精神中寻求社会批判的主体，这本不是鲁迅特有的发明；值得注意的是，与‘白心’联在一起出现了卢梭的名字。卢梭正是欧洲近代发现儿童的第一人。……举出卢梭的名字而提出‘白心’论时，另一方面也是鲁迅对保有白心的儿童的发现。”[xvi]不过，无论是“原人”还是“保有白心的儿童”，都是周氏兄弟对儿童的某种本质化的想像和认识，是他们对某一类儿童的寻找与呼唤。无论是在现实还是文学作品中，实际出现的儿童总是各种各样的。以《域外小说集》为例，其中出现的儿童形象主要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如《乐人扬珂》的小主人公，对大自然的声响充满好奇，童心洋溢，为此冒犯世俗规矩，近似于“原人”。二是如《天使》中的玛利萨以及《安乐王子》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缝妇家里“病苦消渴”的幼儿、幽巷中饥寒交迫的小儿，出身贫苦，嗷嗷待哺。上述两类儿童都面临着社会压抑与死亡危险。三是如《邂逅》中的“名门之儿童”，“年十四五”，（第一册，第四十页）却已浸染世俗，走向堕落。统而观之，在以上作品中，保有“白心”的儿童是很难长久存在的，更不用说成为社会批判的主体。对儿童“白心”的发现，实质上是以此为手段，传达作者本人的社会批判意识。至于《小约翰》的主人公，最终也面临进入“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xvii]与保有“白心”的巨大矛盾。对“原人”的想像和呼唤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距离。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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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于留日时期形成的儿童观，影响到他们归国之后的创作与译作。虽然进入民国后他们的儿童观有其发展变化的一面，两人之间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xviii]但与留日时期相比，仍有其一以贯之的一面。以下仅就其后一个方面略作考察。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先看周作人。进入民国后，鲁迅很快前往教育部任职，而周作人则留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职业的不同影响到他们对于儿童的关注和论述。相较鲁迅，周作人在民国初年至“五四”时期有更多更早的有关儿童的论述，其儿童观的表述——视儿童为“原人”和“小野蛮”——更为清晰，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影响更大，至今被视为欧洲近代儿童观在中国最重要的代言人。而在儿童文学的翻译方面，他被确认为中国译介安徒生和王尔德的第一人。其中，他翻译的安徒生（译为“安兑尔然”）《皇帝之新衣》一篇，被收入1921年增订本《域外小说集》。作品末尾公然道破皇帝“实乃无所衣”真相的“孺子”，[xix]正符合“白心”儿童类型，可以说是周氏兄弟译作中出现的第一个能够充任“社会批判的主体”的儿童形象。所有这些，都与他留日时期的理念和著述一脉相承，并且补足了此前已有萌芽但尚未充分表达的部分。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至于鲁迅，归国之后亦有不少关于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的翻译，其代表性作品包括《小约翰》《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话》等儿童文学翻译，以及《儿童之好奇心》等理论翻译。不过影响更大的是他的个人创作，除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一篇谈父子关系的名文涉及到对于儿童的认识，他的不少小说和散文创作都蕴含了关于儿童的思考。在这些作品中主要出现了三类儿童形象：一是纯真无邪的儿童，如《社戏》中的双喜和阿发、《兔和猫》中的孩子等；二是贫病交加以至死亡的儿童，如《药》中的华小栓、《明天》中的宝儿等“沉默儿童”或“鬼魅儿童”；三是已浸染社会成见不明是非甚至犯有恶行的儿童，如《狂人日记》中睁着怪眼看狂人的一伙小孩子、《在酒楼上》看见吕纬甫就飞奔而逃的阿昭等。有意思的是，这三类形象在《域外小说集》中都出现过，双方可以形成对应互文关系。这说明“五四”之后鲁迅写到儿童时，固然很珍视儿童的纯真无邪（“白心”），但思考更多的却是儿童在社会中备受压抑或被世俗同化的悲剧性处境。以其影响最大的《狂人日记》而言，上述三类儿童或隐或显，都在作品中出现了。按照在文本中的先后顺序，首先出场的是“吃人”的儿童，和路人一样，他们“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狂人感到害怕、“纳罕而且伤心”，后来明白“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xx]其次出场的是“被吃”的儿童，即狂人的妹子，五岁就被大哥吃了。小说结束之际，被呼唤的则是有可能并不存在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因为在“狼子村”及其周围，所有人都有着“四千年吃人履历”，[xxi]就算有人不想“吃人”，也有可能在无意之中吃过，没有人能确认自己的清白。以此，作品最终结束在“救救孩子……”的振聋发聩的呐喊中。但如何救呢？孩子自身不是社会的主体，无法自救，能够拯救他们的只能是曾经“吃人”的成人，虽然他们履历并不清白，但狂人劝说他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成为“真的人”！[xxii]也就是说，觉醒的成人是“救救孩子”的唯一希望。而成人要能觉醒，首先需要看透“历史”，对传统文化作出一番彻底的批判和超越。至于批判和超越的资源，显然来自“西方”的“近代”。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狂人日记》的文言小序和白话正文形成一种颠覆关系，狂人被治愈后赴某地候补的故事外结局似乎暗示了“救救孩子”最终无法实现的悲剧，但我以为，经历了“觉醒”的狂人有可能保留这一段记忆，并在日后融入“世故”的同时，尽力呵护孩子，“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xxiii]由是，“五四”时期的鲁迅，在留日时期发现儿童的基础上，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不仅明确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而且提出了改变现实的途径。他以《狂人日记》超越了《域外小说集》中的儿童叙事，在借鉴“域外文术新宗”的过程中开创了一个属于中国的新的文学时代。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注释：

[i]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李冬木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ii]钱理群：《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

[iii] [日]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05-228页。

[iv]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东京：神田印刷所，1909年版，第二页。（原书页码以汉字标注。为避繁琐，以下来自初版《域外小说集》的引文只随文标出页码，不另加注）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v]《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四三七页。

[vi]王世家、止庵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0页。

[vii]姜彩燕《从“立人”到“救救孩子”——鲁迅对〈儿童之好奇心〉等论文的翻译及其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8期）一文举出《药》《示众》《复仇》《阿Q正传》《肥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作品，认为《儿童之好奇心》这一译作对这些创作“提供了某些素材或是启发”。

[viii]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44页。

[ix]谢晓虹：《五四的童话观念与读者对象——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收入徐兰君、[美]安德鲁·琼斯主编：《儿童的发现：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4页。

[x]周作人译述：《域外小说集》后附《著者事略》，上海：群益书社，1921年版，第一页。

[xi] [荷]望·蔼覃：《小约翰》，鲁迅重译，北京：未名社，1928年版，第1-3页。

[xii] [荷]望·蔼覃：《小约翰》，鲁迅重译，第142页。风暴娱乐平台注册

[xiii]独应：《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河南》，1908年第5期，第74-75页。

[xiv]周作人：《随感录（二四）》，《新青年》，第5卷第3号（1918年9月），第286-287页。

[xv]周作人：《〈王尔德童话〉》，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

[xvi] [日]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第220-221页。

[xvii] [荷]望·蔼覃：《小约翰》，鲁迅重译，第235页。

[xviii]参见姜彩燕：《“立人”之路的两种风景——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西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xix]周作人译述：《域外小说集》，第四四页。

[xx]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页。

[xxi]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54页。

[xxii]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453-454页。

[xxiii]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