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初年的张居正，是载誉青史的改革家，在十年首辅任内，扶持十岁幼帝推行新政，把混乱衰败的明朝治理得国富民安，史称“救时宰相”。然而，张居正死后一年，万历皇帝变卦，保守势力复辟。张家被削夺抄没，满门罹难，十年改革毁于一旦。历史何以如此荒唐，张居正新政何以失败?最近读到《改革家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似乎找到了某种明确的答案。对此，作者是从下述几个方面加以分析的。

帝王本性

张居正改革，最大受益者是万历皇帝。他老子风暴平台登录隆庆皇帝撒手西去时留给十岁幼帝及其寡母李太后的，是入不敷出的财政，纷争不已的内阁。平民出身的李太后，全权委托张居正辅政，嘱他代行父母之教。如此，内有忠心耿耿的太监冯保，外有精干强势的首辅张居正，神宗才得以稳坐江山，安然享用太平光景。万历八年神宗十八岁亲政，张居正上疏乞休。神宗颁手敕说：张先生待辅政到三十岁，再作商量。第二年又表示，“十年之间，政理修明，勋绩显著，简在朕心。”他对张居正似乎是十分满意的。张居正也认为“十年之间，志同道合，言听计从。”他对皇帝也是充满信心的。这般亲密的师生关系和友好合作，何以一朝反目，竟成寇仇?论者或以为这是神宗个人品性，或以为神宗受反对派怂恿，或以为张居正功高震主，这都不无道理，但未能触及根源。真正原因是，绝对权力造就的绝对私有，绝对不容他人分享。即使是扶危救时的忠臣良相，在“朕”的眼里也不过是召之即用，用完即弃的奴才。神宗年幼时，尚意识不到权力的作用，自有一种少年真情。随着年龄增长，至上的皇权刺激他追求享乐的欲望。他既垂涎太监冯保聚敛的家财，又忌恨帝师兼首辅张居正的劝谏约束，贪婪残暴的帝王本性终使儿时真情泯灭。皇权面临社会危机时，为保全统治化解危机，可能支持改革，约束贪欲。一旦改革成功，危机缓解，贪婪本性又促其突破约束，废除改革。皇帝可以一言定法、一言废法的皇权专制时代，政以人举也能人亡政息，这是必然的结局。

臣子的君主观

张居正对神宗的效忠，期待神宗成为一代为民造福的“圣君”。他身后之败，不仅是新政之败，更是他君主观的破灭。张居正以法儒并用治世，在君主观上则深受道家影响。他的《人主保身以保民论》，以道家学说深化儒家的民贵君轻论，融合儒道两家节制君主的思想而以君臣共治、君民互利贯穿其中。他为小皇帝编写的启风暴平台登录蒙读物《帝鉴图说》，教导皇帝“天下可以一人主之，不可以一人治之”，放手使用大臣;尊儒，读经，行仁政;励行君德，感化罪人;带头执法方能以法驭下;帝王奢俭，关乎天下兴亡;等等。在乾纲独断的皇权专制主义时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一人治天下”论，有不可侵犯性，“不可以一人治之”的君臣共治论，势必触动一人定乾坤的皇权专制;君主自律还是他律，实质上是人治与法治。张居正试图从自律、人治以外的途径，即从道德制约皇权转为以法律制约皇权的途径寻找限制君主的方案，只是一厢情愿、根本行不通的美妙幻想。当年神宗是个不理事的小孩，对于身兼首辅和严师的张居正自然又敬又怕，言听计从。张居正实际上是代行皇帝权力的王朝最高决策人。神宗一旦亲政，便如脱缰野马，从一个乖巧的小孩，变成为所欲为的昏暴贪秽的帝王。赵翼在《廿二史杂记》中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实在是说对了。即使是最优越的教育，最严格的自律约束，也无法改变皇权制度造就的帝王本性。张居正有清醒的君主观念，却醉心于君主教育，呕心沥血造就的“圣主”，竟是一代亡国暴君。张居正连自身都保不了，又何能保民、保国?

“法祖”妥协

张居正改革之时，主少国疑，人有侮心，需要借助祖先威势推动改革。“法祖”成为他凝聚民意的资源，震慑群臣的法宝。本质上是按照旧规章，绘制新蓝图，在修明国初法制基础上，改进某些规制，调解矛盾，缓解危机，推行一场触动不深的社会改良运动。它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得到民众全力支持，也不可能真正摧抑豪强权贵。在违法成风，贪腐遍地，盘根错节，上下皆然，整个统治肢体溃烂之际，执政者岂能以法责众而不为隐忍姑息?正如王夫之所说：“一日而欲挽数千年之波流，一人而欲拯群天下之陷溺，难矣哉!”张居正的姑息隐忍乃至妥协是制度性的内在痼疾，而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对豪强、权贵、官吏贪贿违法劣行处置的虎头蛇尾风暴平台登录，只会刺激他们潜滋暗长的仇恨，一朝反扑，反遭其害。

用人失误

一切专制者都奉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信条，张居正也是这样。他的兼听则明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超出此限就与一切独裁者一样，封杀一切不同的声音。张居正当政前，曾鼎力支持海瑞风暴平台登录打击豪强，主政后却把耿直不驯的海瑞闲置一边，不予重用。张居正确有知人善任的一面，他的改革能取得很大成就，就在于他周围有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但所用多为分领吏、礼、户、工、兵部的技术人才，而非政治家。他身边的两个副手张四维、申时行，是居六部之上的内阁重臣，主导政务的政治家，他却一个也没有看准。两人一个是两面派，一个是伪君子。在张居正死后，两人相继掌权，立即转向，自毁长城，使新政一败涂地。当时的一半官员都能洞察这两人的居心，而张居正这样精明的政治家却未能看清身边的投机者。

思想专制

国子监祭酒王锡爵说：“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独昧于知人一事，到底不悟。”身为知识界的领军人物，王锡爵最能感知张居正对知识界思想统治的严酷。张居正的“昧于知人”，恰是他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的必然结果。张居正以强力集权推行政治、经济改革，步步取胜。但当他把集权扩大到学术领域，整肃学风，钳制思想，排斥异端，便引发种种恶果。

明中叶，王(阳明)学兴起，提出天理即良知，良知即知善知恶，天理存于人心的见解，把是非善恶归结为人心的灵觉，人人都可以通过自省成为圣贤。它在客观上有力地冲击传统的偶像崇拜，动摇人们对孔孟程朱的信仰，各种学说应运而生。文人在书院中讲学、发表政见、抨击时弊成为时尚，这对于专制集权的朝廷，无异于离心之力。万历八年，张居正以严令拆毁天下书院，禁止讲学，消弭闲言浮议，实行思想一统。文人为我所用者即是人才，否则即予淘汰，这是一切文化专制主义的惯用伎俩。其结果，是为投机钻营之徒、拍马奉迎之辈大开方便之门，而使正直耿介之士远避官场翰苑，静观明朝走向末路。风暴平台登录

张居正的改革之火，为衰朽破败的明王朝赢得一度回光返照，说他是“救时宰相”不幸而言中：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的改革新政，而是断送这改革新政的皇权专制主义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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